有关男人节是哪天这样理解正确吗?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点，也是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始终强调的执政本领。“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经过充分调研给浙江擘画的发展蓝图和战略指引，其内涵的“八个方面优势”回答了认识论层面“怎么看”的问题，“八个方面举措”回答了实践论层面“怎么办”的问题。这些“优势”和“举措”是对经济发展腾飞期、增长方式转变期、各项改革攻坚期、开放水平提升期、社会结构转型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总体把握和统筹考虑。这些认识既立足地方经验又超越地方经验，在推动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和经验支撑。

　　虽然“八八战略”聚焦的是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但价值底色是人民至上、为民造福，其内容和要求既着眼于当下直接能办的大事和好事，也着眼于后续跟进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这体现了“从政为民”的政绩观、事业观和权力观。

　　正是因为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习近平同志一到浙江就坚持调研开局、调研开路。从2002年10月到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每年至少用1/3的时间进行调研，足迹遍布街道、社区、农村、海岛、企业和党政机关，而且有些地方是去多次，有些问题是长期抓，有些要求是反复提。在习近平同志眼中，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过程，就是“跟着老百姓一起跳火坑”的过程。所以，在“八八战略”提出的第二年，习近平同志就在《浙江日报》发文强调：“要解决矛盾和问题，就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拜群众为师，深入调查研究。省委作出的实施‘八八战略’和建设‘平安浙江’的决策部署，都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

　　“八八战略”本质上是察民情、解民生、谋民利的为民利民之举。它立足于浙江的“老百姓经济”，聚焦于广大城乡群众的所虑所盼，回应的是浙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痛点难点，因而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结出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硕果。

　　从整体上看，“八八战略”是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背景下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优势是什么”和“重点怎么办”的务实判断与战略安排，从不同方面共同回答了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加快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要看到，“八八战略”所归纳的八个方面的优势和举措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有的是以往长期奋斗形成的，如活跃的市场经济优势、区域的块状特色产业、丰富的人文资源优势；有的是新形势下全面分析省情而深化认识的，如生态资源优势、山海资源优势、软硬环境优势；有的是顺应发展新趋势而不断强化的，如优越的区位优势、较小的城乡发展优势；等等。这些优势尽管类型不同，但都是浙江率先建成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机遇。浙江存在的这些机遇与中央提出的21世纪头20年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时间上重合，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有机结合、相互贯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在“八八战略”的正确指引下，浙江在20年间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八八战略”是立足实际、顺应时势、引领先发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基于地方经验又超越地方经验，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丰富的理论准备。

　　在20多年前，当时的浙江经过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已经积累了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相对成熟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率先建立了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创造性的民营经济模式。以此为基础和驱动，浙江孕育了一个庞大的创业者群体和点多量大的个体私营经济，这为浙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对不断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节奏，浙江有些民营企业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变成了国际化企业，但也有一些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存在科技含量低、研发投入低、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外部依赖强的问题。并且，长期以来，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托劳动力、资本、资源等要素的持续投入，走的是一条劳动密集型、投资驱动型、增长粗放型的发展之路。尽管这种发展模式为浙江的“先富”作出了贡献，但也面临着资源要素缺、环境压力大、竞争能力弱、增长极限近的问题。综合起来看就是，彼时的浙江经济同时面临“先天的不足”与“成长的烦恼”两大瓶颈。要突破这两大瓶颈，唯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特别是要加强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在“腾笼换鸟”中实现“凤凰涅槃”。

　　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省经济形态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内在要求，是解决我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根本出路，是把经济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所在”。“腾笼换鸟”既不是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鸟去笼空”，也不是推倒重来的“另起炉灶”，而是在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的基础上，努力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实质是变方式、调结构、促转型，既包括浙江经济自身的蝶变升级，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和工艺，腾出环境容量，上低污染、低消耗、高效益的新型产业；也包括向外引才引资，发展开放型经济，把技术水平、装备水平、管理水平高的企业产业引进来。

　　实践证明，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浙江通过主动“腾笼换鸟”，有效实现了“凤凰涅槃”。其中，问题是突破口，创新是驱动力，辩证发展观是思想方法，守正创新是政策原则。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时期概括提炼的“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体现了“创新创业”的时代文化内涵，为鼓舞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系统谋划、统筹兼顾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并坚持的科学方法论。进入21世纪，中国已广泛参与全球经贸体系，并跑出了发展的“加速度”和“大体量”，但国际社会高新技术的迭代升级和国内资源环境的约束趋紧，也让一些地区遇到发展的阵痛。在此情况下，只有在更高的视野和层面谋划发展，中国经济才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八八战略’在实质上就是要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我省立足于过去的基础、立足于发挥既有优势和发掘潜在优势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立足这个全局战略，浙江要做好“五个结合”的文章：把推进城市化与建设现代农村结合起来；把提升发达地区发展水平与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结合起来；把对外开放与加强区域合作结合起来；把经济强省建设与科教强省、人才强省、文化大省建设结合起来；把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与生态省建设结合起来，走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同志部署和推动的嘉兴“城乡一体化先导地区”的定位、绍兴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中的显位、衢州向中西部邻省拓展的谋位、丽水的“山海协作”工程、安吉余村的“两山”转型、台州民营经济的再腾飞、舟山—宁波港的重组、义乌模式的改革创新等，都是系统谋划、统筹发展、协同推进的精彩手笔。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地区，浙江经济的重要特点就是市场化和国际化，外贸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005年，浙江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达62.7%，出口依存度达42.8%。与此同时，经过向内发展，彼时的浙江经济还与长三角、珠三角和广大内陆地区形成了广泛深入的联系。对于这种外联性，习近平同志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地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是浙江百姓摆脱“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资源禀赋制约、“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成功探索，显着特点是代表块茎的发展根基在省内，代表枝蔓的市场空间和资源交换在省外。但是，在20年前，受土地、水电、环境和制造业水平等因素影响，面对企业将目光投向省外、加快向省外投资发展的步伐，还是存在一定的疑虑和争议。

　　经过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是一个必然规律。就政策导向而言，我们在国家层面都提倡中国企业“走出去”，浙江企业去外省投资当然无可厚非；就企业需求而言，企业“走出去”是为了拓展发展空间，变得更大更强，应该积极对待。所以，对于企业向外发展的问题，一是要看它的根是不是还扎在浙江，向外发展不等于连根拔起，而是意味着在外面吸收了更充分的阳光雨露，使根茎变得更大、更壮实；二是要区分“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的经济”，立足国际国内大空间为浙江企业做大做强解难纾困。有了这个格局和思路作指引，习近平同志进一步主张：一是跳出省域、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学沪苏之长，兴开放之举，借上海之力发展。二是跳出陆地、向海图强，以港口城市和中心海岛为依托，以发展临港大工业为突破口，建设海洋经济强省。三是利用外资、扩大开放，拓展国际市场，以民资引外资，补上利用外资这条“短腿”，提高外资利用率。通过开放发展，浙江经济的资源格局、产业格局和市场格局进一步打开，浙江的“地瓜经济”优势在更大空间得到了延伸与生长。

　　总体上看，“八八战略”是浙江经济社会从“先天的不足、成长的烦恼”到“先发的优势、先富的示范”发展蝶变过程中的发展总纲和科学指引。基于这一点，浙江从“缺资源少资源”的发展蝶变为“天下资源为我所用”，从“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蝶变为“绿色美丽成我所长”，从“低端化粗放式”的发展蝶变为“创新创造助我所强”。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战略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是我们学习与理解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