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食物观“大”在何处

　　2024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意见》，强调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上都强调了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请问，如何理解“大食物观”之“大”？为什么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还要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树立“大食物观”？

　　在所有支撑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中，食物是最为基础的一种，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食物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典范。

　　食物作为一种经由特定劳动过程生产形成的物质资料，是人类生存和健康的物质基础。大食物观首先强调的是食物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和健康饮食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要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清楚地指明，树立大食物观的中心出发点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食物需求、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凸显食物的人民属性，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解决人民吃饱饭、吃得好、吃得健康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党和国家牢牢把握食物的人民属性，坚持保护国内农业资源、立足国内生产能力、建立储备体系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食物在现代经济中，不仅是一种物质资料，还是一种商品。食物不仅具有满足人民生活和健康营养需要的使用价值，还具有交换价值，以商品的形式进入经济循环。以商品的形式实现食物的流通和交易，是现代市场经济配置食物的主要方式。但是，如果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利用食物的商品属性，将其作为谋求超额利润的工具，则会与食物的人民属性产生矛盾。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大型垄断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共同作用下，作为大宗商品的农食产品还成为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工具的标的物，进一步具有了金融属性。为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谋求利润，成为这些农食产品的首要功能。诸多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不重视本国农业资源保护和农食产品储备系统建设，相信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即可以实现食物的有效供给，结果在气候变迁、地缘政治冲突、国际资本投机等因素造成的粮食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出现严重的食物危机，甚至造成社会动荡。这是缺乏人民属性的食物观及食物政策所造成的惨痛教训。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强调社会变迁的不同阶段需要集中回应不同的主要矛盾，进而推动社会各项事业进步发展。大食物观恰恰是以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观念去思考和认识食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人民群众对于食物的需求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农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发现，针对食物的需求存在一种称为“班尼特定律”的典型经验事实：一个国家的居民对于食物的需求，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存在结构性变动的趋势——粮食（主要是提供碳水化合物）消费占比下降而蔬菜、水果、肉、禽、蛋、奶、水产、油脂等农产品（主要是提供维生素、纤维、蛋白质和脂肪）消费占比上升。这意味着，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对于高价值、高营养含量的农食产品需求上升，而对于仅提供热量的农食产品需求下降。大食物观明确指出需要“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需要了解“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了”，正是以一种发展的视角看待人民群众的食物需求，是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食物领域的直接体现。

　　大食物观是对人民群众食物需求的发展性认识，也是对农业的发展性认识。农业是提供食物的主要生产部门。这意味着大食物观也是大农业观。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看，在农业生产力发展不够充分的阶段，食物生产主要就是粮食生产，农业生产的组织和技术也主要围绕粮食生产展开。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巩固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农业部门也将在更加综合、立体和多元的产业架构上，形成与大食物观相匹配的大农业格局。这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大食物观与大农业观所具备的发展性特征，也成为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创造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动力。

　　大食物观不仅是基于中国国情与实践提出的解决中国食物安全问题的系统框架，也是中国智慧在食物安全领域的生动体现。

　　食物安全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基础前提。建设高效公平的食物供给和食物安全保障体系，不仅是一国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是一项全球议题。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农食产品国际贸易呈现壁垒下降、自由化程度加深的趋势，农食产品可贸易份额不断增加，全球人口依靠国际市场维持食物供给和营养摄入的比例不断攀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自由化、资本跨国流动和农业相关专利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强化，国际大型商业与金融资本对于全球农食产品价值链的掌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全球人口持续增长，人口与农业自然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持续存在。全球南方国家在面临人口食物供给压力的同时，又是气候变迁和极端天气灾害的主要受灾区，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和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多发展中国家饱受食物安全问题的困扰，迫切需要可资借鉴的应对举措和方案。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保障粮食安全、食物安全的实践，不仅是对世界食物安全的有力保障，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薄弱的人均农业资源禀赋和落后的农业生产力起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人民食物消费质量和营养摄入水平显着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保障粮食安全、食物安全的中国经验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将粮食安全上升到政治高度、战略高度，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完善落实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体制机制，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二是优化生产布局，以合理的农业支持政策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稳定生产者预期，确保粮食达到1.3万亿斤的总量供给。三是通过加强用途管制、规范占补平衡、强化土地流转用途监管、压实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等政策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同时加强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耕地质量。四是明确科技是解决食物安全的根本途径，通过国家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大力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五是依据食物需求变迁趋势，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开发丰富多样的食物品种，实现各类食物供求平衡。六是建立粮食、其他重要农产品以及重要农资的国家储备体系，对食物安全风险进行应急管理。中国经验既蕴含着应对食物安全挑战的普遍性原则，又体现着中国历史和国情所带来的特殊性。如何将大食物观蕴含的食物安全理论，与那些面临食物安全挑战的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社会经济现实结合起来，形成对于这些国家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是具有重大世界意义的开放性议题。

　　大食物观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食物观，也是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的重要体现。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以大食物观为指导理念，深入挖掘和阐述大食物观所蕴含的学理内涵与学理逻辑，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事业带来全新的发展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