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中共卧底叛变向上司坦白身份转身后才知上司也是中共卧底

　　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郑连魁担任国民党中统淮阴区室主任，是国民党中统局深受蒋介石器重的主要人物。

　　于是一股脑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供了出来，并表示自己愿意做一个双面间谍，继续在共党内部潜伏，从中窃取机要的情报。

　　得知这些后，郑连魁将股长安慰了番，并告诉他：你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了，这其中涉及许多，你先回去，我之后会亲自向上面汇报。

　　早从建党之初，我党就有过被敌人镇压和搜捕的经历，最典型的就是中共“一大”最后一天时，因为会议计划泄露，导致会议地点只好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上召开。

　　不过这种注意，在最初还没上升到非常重视的程度。直到1925年8月，廖仲恺刺杀案一出，我党对情报保卫才真正开始重视。

　　在当时，廖仲恺在国民党的身份其实非常特殊——国民党左派领袖。他亲苏亲共，对我党扶助农工等方面的号召都非常支持，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受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敌视，最终不幸被刺杀。

　　这个案件对我党而言，无疑打击重大，同时也让共产党人意识到，加强情报保卫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尤其是直接参与“廖案”调查的周恩来和陈赓，更是对此体会颇深。因此党中央决定，建立相应的侦察保卫组织，以防在情报保卫工作上陷入被动。

　　于是党中央将陈赓、顾顺章等人秘密送去苏联学习情报保卫工作，并开始在国名党内部建立起内线，尝试从国民党内部获得有价值的情报。

　　这个时候，由于我党在情报保卫工作方面的经验较少，组织不够健全，因此建立起来的情报网也极其脆弱，获得的情报也少得可怜，对实际斗争产生不了太高的价值。

　　那时是1927年，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对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的中共干部和群众进行大肆的捕杀，蒋介石甚至喊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网一个”的口号，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就在这震惊当时的口号中破裂了。

　　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我党损失惨重。究其原因，没有自己强有力的武装力量自然最为主要，但情报工作上的落后，也引起了党中央相当程度的重视。

　　那时我党的情报工作很不隐蔽，党员位置暴露得相当容易，而且即便能获得敌人的情报，也往往已经晚了，因为我党获取情报的速度那时还远远不及敌人。

　　对我党打击更大的是，因为形势的不稳定，党内出了大量的叛徒。他们向反动派泄露了大量的信息，导致不计其数的同志被出卖。

　　遭受如此惨重的教训，党中央痛定思痛，决定建立一个更加健全完整的情报系统，以保卫党组织的安全。

　　1927年5月，我党成立了“特务股”，并吸取过去的教训，对内线网络、秘密交通网等进行了大幅度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在此期间培养了大批情报保卫方面的精英，并在后续为党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而到了十一月，周恩来则回到上海，亲自成立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下分四个科属：总务科，情报科，交通科和行动科。

　　而中央特科的不同之处，不在于组织架构本身，而是周恩来特意为其制定的“三大任务一不许”的规定。

　　三大任务很好理解，即中央特科的任务是收集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特殊任务，关键是这个一不许——“不许在党内相互侦查”，这样的规定，连前苏联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里都找不到。

　　最重要的就是，防止特务机构沦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毕竟一旦相互侦查被允许，任何人都能以此为借口，侦查异己并铲除之，这就会导致党内人心惶惶，并产生严重的内耗。

　　蒋介石其人的发家史充满了权术的斗争，因此他认为，像特务机构这样的利刃，绝不能任其膨胀，于是在1938年，蒋介石又通过对情报谍战部门改组，将其分为“中统”和“军统”，以保证大权仍在蒋介石手中。

　　这两个机构看起来分工明确，一个负责谍战，一个负责暗杀，但实际上存在着大量重迭的领域，因此他们的矛头往往不是指向中共，而是指向自己人，导致了大量腥风血雨的自相残杀。

　　而周恩来早有这方面的先见之明，在中央特科成立之初，便给其戴上了“不许在党内相互侦查”这个紧箍咒，从而保证中央特科永远只是刺向敌人的利刃。

　　这时可能会有人问，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女色和金钱常常是谍战工作相当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内部非常腐朽的国民党，对这样的手段往往没有抵抗力，为何要如此“拘泥”于原则呢？

　　这背后，其实也蕴含着很长远的考虑。要知道在谍战工作中，金钱和女色往往是双刃剑，不仅对敌人极具杀伤力，而且也常常会腐蚀自己。

　　此人自担任特科负责人后，便利用职务之便，将中央的活动经费拿来供自己享乐，连嫖娼、吸毒等恶习都染上了。

　　而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敌人抓捕，于是他毫不犹豫便叛变投敌，不仅将武汉地下党的全部机密统统出卖，还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地址告诉了敌人。

　　幸好那时我党在敌特机关潜伏的地下党及时截获了这一情报，在及时向中央拉响了警报后，周总理当机立断：销毁机要文件，并立刻转移，这才有惊无险地免除了中央几百人覆没的灾难。

　　当然，中统和军统虽然因为蒋介石的刻意安排，而存在着大量的矛盾，但他们的主要敌人依然是中共，而且他们的手段和情报网都不简单。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获取我党的情报，手段残暴而狡黠，对我党有着极大的威胁。那么我军的情报系统能否敌得过中统和军统呢？

　　其实不用担心。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谍战工作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纯熟的境地，地下工作者们与敌人斗智斗勇，丝毫不落下风。

　　郑连魁本来任国民党中统局淮阴区主任，颇受蒋介石的器重和信任。不过在我军将两淮地区解放后，郑连魁便在被我军俘虏后被策反了。

　　刚被俘虏时，郑连魁还提着一颗心，心想自己恐怕要被中共处死了。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我党既没有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也没有让他受到死亡的威胁，而是对他积极进行思想教育。

　　开始的时候，郑连魁心里还有些忠于党国的心，可是随着我党向他阐明利害，讲明国民党的非正义性，郑连魁逐渐动摇了。

　　而最重要的是，他了解到了我党优待俘虏的统战政策，明白我党当时的目标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只要他积极配合，就能获得宽大处理。

　　同时，他还对两党对俘虏的区别很是感慨：中统抓到俘虏是做什么？无非是严刑拷打或威逼利诱，而中共则会“攻心”，通过思想教育彻底让你认识到问题的本质。

　　一直以来，郑连魁在国民党内接收到的中共形象是什么呢？残暴的野心家，祸乱天下的匪徒。受此影响，郑连魁心目中的中共也一直是一种负面的形象。

　　为了顺其自然地让郑连魁“回归”国民党，郑连魁没有被立即释放，而是等国民党夺走淮阴之后，才把他放了出来。

　　而郑连魁原本就善于伪装，“回归”之后，他便编了个说法，说自己如何如何从共党那里逃了回来，非但没有受到怀疑，反而还被蒋介石当做“忠心”的典范嘉奖。

　　于是郑连魁很快便恢复了自己过去的职务，并利用职务之便，在解放战争期间为我党传送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令不少国民党特务落马，也令不少地下党员受到了暗中的保护。

　　向他投诚的人就是那名股长，起初的时候，他的确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地下党员的责任，可是在国民党纸醉金迷的环境之中，他没有抵抗住诱惑，逐渐背弃了自己的初心。

　　解放战争而在解放战争初期，我党还处于战略防守阶段，纸面上的兵力、装备都远不如国军，导致这名股长产生了恐惧的想法，怕中共倒了以后自己难看，从而决定叛变。

　　于是这一天，他怀着紧张的心情向郑连魁投诚，并告诉郑连魁，派他来的是中共一个叫“宋学武”的人。

　　郑连魁见股长这么快就把他的接头人供了出来，怕他已经将中共卧底的身份坦白给了其他人，并出卖了自己的同志，于是冷静了下自己的心情后问他，还有谁知道你身份吗？知不知道其他中共卧底的身份？

　　郑连魁这才松了口气，确定他的身份目前还是个秘密，于是他假意告诉股长，这件事他会向上面汇报的，让他先回去。

　　这是郑连魁的临时决断——就地击杀，或许才是此时最合适的办法，毕竟再拖下去，他就难保不会把信息透露给别人了。

　　郑连魁处理好尸体回家后，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女儿。他的女儿与他一样也为中共工作，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即将这件事上报给了中央。

　　而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极为正确的选择。因为那些与股长接触过的地下党员存在潜在的风险，需要对他们进行一定的保护。

　　至于这个股长的善后工作，倒是很简单——郑连魁以失踪为由，让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地隐藏了过去，而他临机决断的表现也为党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立了一次大功。

　　这句感慨，其实是对国民党失败原因的总结，也表现出我党统战工作有多么成功。所谓“统一战线”，是指各群体为了某一目标而结成阵营，而我党历来相当注重，尽可能多地将不同集团和领域的群体统一到同一阵线中来。

　　那时的傅作义是国民党华北军区司令，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身边的女婿、贴身秘书都是卧底，连他自己的女儿傅冬菊都是我党派来的地下工作者。

　　当时我党在解放北平时面临一个问题，那便是北平作为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古都，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存，而此地易守难攻，如果要强行攻下北平，必然使这些历史古迹毁于一旦。

　　这一点在当时来看，是非常有希望的。毕竟傅作义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比较疏远，淮海战役时蒋介石想拉他投入淮海战场，就被傅作义拒绝了。

　　而在傅作义被解放军围困在北平期间，其实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据傅冬菊回忆道：我看见父亲因为纠结苦恼，大晚上独自一个人坐在房间，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用头去撞墙，甚至想咬火柴头自杀。

　　于是傅冬菊就不失时机地向父亲传达共产主义的思想，劝他向我党投诚，还表明了自己中共卧底的身份。

　　傅作义刚知道女儿是卧底时，心情有些震惊和愤怒，可是在女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下，内心终于逐渐被动摇，决定率手下25万大军向我党投诚，入编解放军。

　　可以说，这样的卧底在国军之中简直不计其数，连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沉安娜，也是我党派来的卧底，并为我党传递了无数非常有价值的情报。

　　根据毛主席的概括，地下党秘密工作的五大任务里，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只能位列第四，即倒数第二位，当时地下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争取敌占区的人心”。

　　换句话说，在我党的眼中，战争不只是国共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与腐朽的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因此要胜利，就必须做好群众工作。

　　而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们就不遗余力地在敌占区发动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让更多的群众拥护共产党，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好群众基础。

　　除此之外，中央特科还有一些与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大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决不允许搞暗杀一类的“恐怖袭击”，除非对方是那些出卖党和同志的投敌者。

　　这其实也是为了适应统战工作的需要。如果我党像国民党一样，随处搞暗杀破坏，或许能在一时收到明显的效果，但长远来看，会因为威胁到群众的安全导致我党脱离群众，从而偏离了政治斗争的方向。

　　毕竟我们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绝不能随便把群众拉下水。而能坚守这一原则，也是我党能够一步步迈向成功的原因。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解放全国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既有那些在正面战场上慷慨高歌、浴血奋战的英雄，也有那些隐藏在暗处，在最危险的地方谨慎度日的地下英雄。

　　他们不能在阳光下显露自己引以为傲的党员身份，在隐忍中与敌人周旋，并时时提醒自己绝不能违反原则。支撑他们做到这一切的，就是他们心中崇高的信仰，而我们，永远需要为这种崇高的信仰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