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年后阿来终于写下内心深处的记忆(2)

　　然而，作品出版后的四年里，阿来一个字也没写。一方面，抒情本身无法提供持续的写作动力，与那些更为丰富的现实之间，以及写作者的内心之间，很难建立一种对应的关系；另一方面，他无法对外界的现实事件熟视无睹。某种虚无的感觉萦绕着他，挥之不去，曾经的热情逐渐转化成怀疑。

　　阿来重新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进行了思考。外界一直存在着对西藏的神秘化想象，与此同时，藏族的历史被纳入到官方的坚固叙述中。身处边地的阿来对这两者都有些警惕。放弃那种抒情性的写作，即是对这种浪漫想象的回应。另一方面，他开始做地方史研究，阅读大量档案资料，研究了18个土司的家族史，试图抚平历史的褶皱。

　　这构成了小说《尘埃落定》的写作动力。在更为流行的历史叙事中，西藏是被解放然后行进到新社会的，但是这种新与旧的对立遮盖了很多历史的细节。在阿来看来，回到历史和民族本身，正是对他所身处的当下社会的反思。

　　也就是说，写历史，其实是在写现实，希望能够将当下的源头呈现出来。那种进步取代落后的现代神话无法解释乡土社会面临的当下困境，阿来希望能够进入这个系统和制度的内部，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阿来写出了这个现实的多种侧面，那些魔幻的部分，还有历史的细节，共同围绕着这个现实的中心转动。

　　《尘埃落定》之后，阿来又写了《空山》，一共6部中篇小说，还包括一些短篇和速写。与那种以家族为中心的长河小说不同，这种碎片式的结构，是阿来对于乡村状况的一种呈现。从5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乡村经历了一系列的剧烈变化，常常处于一种没有中心的状态。阿来希望能够通过写作来描述这种现实，每部中篇的焦点人物不同，合起来又组成了一个村庄的整体。

　　见到阿来的时候，是在吕梁文学季的作家村。时间是5月11日，正好是汶川地震纪念日的前一天。地震发生的时候，阿来正在成都的家里，写《格萨尔王》。一阵剧烈的摇晃，让阿来和儿子冲到楼下，混入惊惶的人群。楼道被封锁，只好坐在车里，等待消息。等到通讯恢复的时候，才知道是汶川发生了地震。

　　汶川所在的阿坝州，是阿来的老家。电话打过去，所幸的是老家所在的村子里没有伤亡。不过，阿来的三妹带车跑长途，还没有消息，这让他揪心。阿来给四川省青年联合会打电话，要求参加志愿者团队，被拒绝，理由是年纪大。

　　阿来还是决定去灾区。他去超市买物资，放在自己的那辆吉普车上，沿途发放给灾民，需要的时候，也帮忙运送伤员。路上，车还被两块石头砸了。天气很热，可以闻见腐烂的味道，需要戴三层口罩。

　　阿来在一个讨论会上，回忆起当年的这些细节，他和其他那些作家围坐在桌子周围，桌子之间有空当。他指着会议桌之间的距离说，当时挖了两米宽的大坑，差不多跟这个的距离一样宽，堆一层尸体，铺一层石灰，垫一层土，然后再堆一层。承受不住的时候，就回到车子里，小声播放莫扎特的《安魂曲》。夜里漆黑一片，有不认识的人站过来，也一起听。

　　那时候，阿来把作家的身份撂在了一边。在成都工作的作家麦家打电话过来，提议一起发起捐款，阿来也开始忙活。当时很多人都在写与地震相关的诗歌，也有很多媒体邀请他写文章，写小说。但下不去笔，也不敢写，他觉得，死亡的现实过于迫近，甚至还没有看清它的面目。他需要等。

　　大概两三年前，一位摄影师朋友给阿来看自己的作品，有一张照片吸引了作家的注意。一位当地的巫师站在一片废墟前面，拿着一只鼓。这个村子发生地质灾害，整体搬迁了。这位祭师返回到那个被遗弃的家乡，他的理由是，活下来的人政府来管，我作为巫师，是管鬼的。阿来记住了这个形象。

　　去年，地震十周年那天，成都城里按照惯例，拉起了警报。记忆像生物钟一样再次浮现，很多痛苦已经被时间过滤。当时阿来正在写别的东西，也是长篇，不得不先放下，他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决定写这本和大地震有关的《云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