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派遣证改派这到底是个什么梗?

　　试想：如果没有当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为盟军留下希望的种子，还会有后来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吗？如果没有诺曼底登陆，会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前胜利的局面吗？

　　因此，良好地撤退，不仅是一支部队避免被动、保持实力的有效途径，更是进退有据、应对有法的实际表现。当年的长津湖一战，志愿军一度把美军从陆地赶到军舰上。美军打了败仗，却依然能做到井然有序地撤退。这种打了败仗却能有序撤退壮举，就连名将刘伯承都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举动。

　　兵凶战危，打了胜仗不懂得如何防御，打了败仗不知道如何撤退、绝不是治军有方的表现。着名的南京保卫战，就是因为总指挥唐生智没有组织有序撤退，导致大批国军被俘被屠杀。

　　长津湖一战，志愿军曾一度把美军从陆地赶到军舰上。但美军在打了败仗情况下，仍然可以做到井然有序地撤退，甚至连名将刘伯承都承认这一壮举很了不起。

　　1979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军仅用了15天的时间就攻占了距离越南首都河内一川之隔的谅山，造成了威逼河内的战略态势。就在国际舆论界对我军下一步的动向进行种种猜测之时，新华社在3月5日傍晚发表声明称：“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和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自2月17日起，被迫自卫还击，现已达到预期目的。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以新华社发布的这个声明为标志，对越作战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撤军回国阶段。并在短短的10天之内全部撤回祖国。

　　也许有人会问：如此大规模地撤退，解放军是如何做到在短时间内把部队全部安全撤出，而且在撤军的过程中还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伤亡的呢？

　　其实，撤退也是自卫反击战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上边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第三阶段（3月6日至3月16日）。

　　1979年3月5日，部队接到了撤军的指令后，各军按照一边回撤、一边搜剿的指导方针，立即进行了撤退方案的制定和计划工作。自3月6日起，各军开始收拢部队，为全面撤出越南境内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及大量的准备工作，直到3月10日才正式实施了撤退计划。

　　在回撤过程中，各部队按照事先的作战部署，采取了交替掩护和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的战术，不仅大大降低了部队在回撤途中的风险，还对沿线残余的越军部队进行了逐个清剿，进一步扩大了战果。

　　反观当下，如果把当下的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看作是一场战争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疫情防控工作全面放开之前的严防死守，看做是我们向病毒发起进攻的阶段，而把全面放开之后，认为是达到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预期目之后的撤退的阶段呢？

　　首先，我们要充分肯定三年来的抗疫成绩，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但是，根据疫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对疫情防控措施作出相应的调整，也是必需的。

　　至少，我们在放开之前做一些“撤退”的相关的计划、布置和准备。比如满足老百姓在关键时刻对相关药品的需求，让每个家庭成员不用担心买不到药而心里发慌；或者在全面推倒“方舱”时，优选几处条件较好的病房和医护人员暂时保留下来，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现有医院的压力，还能在现有医院出现“医疗挤兑”时，确保重症患者能够得到有序的收留和救治。

　　结果就是患者在无法取得有效药物的情况下，不得不到医院去寻求帮助，从而导致了“医疗挤兑”局面的出现。甚至在北京这种拥有顶尖医疗资源的大城市，都出现了患者在急诊室排长队等待就医的状况。

　　从严格的“动态清零”到一下子毫无征兆地陡然放开。这就好比一部大客车，驾驶这部车的司机在高速行驶时突然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就在所有乘客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踩了一脚急刹车。可还没等车子停稳，司机就把一车的乘客扔在高速公路上自己下车走人了……

　　大疫三年，我们的“砖家”和管理者们一直坚持着所谓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严防死守。为此，“砖家”们还专门设计几套“精准”防控的组合拳。

　　但这几套“组合拳”打下来，不仅没能达到“动态清零”的目的，还让所在地区付出了整体生产秩序停滞和经济总量下滑的代价。更有甚者，在漫长而严苛的封控和“动态清零”环境下，某地居然出现了越“清零”病例越多的怪事，进而一度引发了舆论场上的混乱。

　　疫情初起，有专家声称这个病毒不会“人传人”；当疫情爆发时，他们又说这个病毒“可防可控”；而到了大规模封控的阶段，他们又以病毒“感染性强”为由，大肆呼吁民众注意防范；而在不久前的放开后，他们又放出了“新冠只是一个大号的感冒”的言论……

　　抗击疫情，本身是一场为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扩散导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采取的一项应急管理措施。

　　如果你是真正的专家，在面对如“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话题时，你完全可以向“应急管理”和“疾病控制预防”的专业机构提出你对病毒的“专业认知”；如果出于防控的需要必须向公众发声时，你从是否应该从专业的角度、凭着为人的良心，实事求是地说真话。

　　从武汉封控时的众志成城，到上海封城的略显无奈，再到各地因封控产生的负面效应乃至最后的全面放开。一些专家的言论一直都在飘忽不定的观点中左右摇摆着。为此，专家的信誉在百姓的口碑中持续下降。

　　三年的疫情，不仅检验了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情况。同时也证实了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尚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和优化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