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以待旦(zuò yǐ dài dàn)什么情况?

　　1970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在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的谭启龙接到上级通知，参加这年劳动节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活动。

　　在庆祝当天，周总理在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群中一眼瞥见了谭启龙，立马就拉着他到了休息室，几乎就在刹那间，谭启龙就注意到了正在休息室沙发上坐着的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为了深入了解各个地方的情况，还经常邀请与会代表们谈话，谭启龙也在受邀之列，为此他还精心准备了一份报告，准备念给毛主席听。哪知毛主席一见他的形象，顿时就乐开了花：

　　后来谭启龙才知道，毛主席对于地方上的情况已经掌握的八九不离十，此次找他来谈话，主要是了解一下他个人。

　　对于这次见面，谭启龙印象最深刻，当他提到自己是永新县人时，毛主席还高兴的称他是“半个老乡”。

　　1953年，毛主席乘专列南下视察，途经杭州时暂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谭启龙还亲自到杭州去迎接。

　　又是多年，谭启龙再次见到毛主席，而且还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心情很激动，当时毛主席了解到谭启龙还没有工作时，还笑着嘱咐在一旁的周总理：

　　1948年4月，中央原定要求粟裕率领一、四、六三个纵队渡江南下，组建东南野战军，但粟裕当时建议中央，暂不南下，而是留在中原打打仗。

　　不过随着局势变化，后来这一计划并没有执行，但由此也可见，以谭启龙的能力，足以承担指挥部队作战重任。

　　1949年2月，根据中央以及中央军委的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谭启龙出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委，而当时第七兵团司令员为王建安，建国后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地方普遍缺乏干部，中央从军队中抽调了不少富有经验的干部到地方任职，谭启龙也被抽调出任了浙江省委副书记，因而也导致了他后来与军衔无缘。

　　“现在有四个地方要你去。一个是山东的杨得志、袁升平要你回去，一个是河南的刘建勋要你去，一个是福建的韩先楚要你去，另外山西也欢迎你去。”

　　杨得志、袁升平当时正在济南军区任职，但两人同时还兼任着山东省地方事务，无暇兼顾，而谭启龙1954年就被调到了山东，历任山东省省长、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对山东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

　　尽管新中国建立以后，山东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可因为自然灾害频繁，仍然是个缺粮的省份，每年都需要从省外调几亿斤粮食，特别是1953年遭遇了特大的旱涝灾害，导致粮食减产非常严重，加上统销工作中出现问题，许多农村甚至都出现了紧张的局面。

　　1954年5月初的一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谭启龙正参加浙江省委第15次扩大会议，突然接到了华东局的电话，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的陈毅对谭启龙提出要求：

　　谭启龙主持山东分局的工作，安排是很仓促的，他也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不轻，后来几次提出，希望中央以及华东局考虑，另外选派合适人选来主持工作，然而中央虽然考虑了谭启龙的意见，但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改组中共山东省委后，谭启龙仍然当选为第二书记，并在不久之后出任了山东省省长。

　　其实，在初到山东时，谭启龙就发现了当地农业问题相当严重，1954年8月山东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谭启龙就针对当时山东的情况提出了四点工作意见，其中有三条都是事关农业。

　　谭启龙主持了山东全省农业工作以后，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山东省的农业有了较快水平发展，到1956年时，山东全省食总产量达到274.5亿斤，棉花总产434万担，花生总产25.66亿斤，均提前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也是1966年以前全省粮、棉、油总产量最高的一年。整个社会也因为农业经济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回顾这一段的工作，在农业生产上，初到山东时因对山东的工作不是很熟悉，工作头绪又比较多，又缺乏经验，曾要求过急，发生过一些偏差。但总的来看，成绩还是很大的。”

　　1967年2月19日，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接到周总理指示后，火速派人把谭启龙接到了机场，并在第二天安排专机将他送到了北京。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周总理始终对谭启龙的处境很是关心，并多次嘱咐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政委袁升平，副政委李耀文，一定要保护好谭启龙。

　　当时谭启龙人在济南，亲耳听到广播里播出的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重名，还特意向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询问，得到的回复是：

　　1969年4月25日，谭启龙乘坐中央安排的专机飞抵北京，出席即将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一落地，周总理立马嘱咐安排谭启龙到医院检查身体。

　　在周总理关照下，谭启龙被派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工作生活才算是稳定下来，叶剑英也不时地到厂子里劳动，并且还拉着他说：

　　邓颖超也不时地到厂子里去劳动，顺便探望谭启龙，后来周总理得知，谭启龙的爱人还在济南，马上嘱咐总理办公室给杨得志打电话，杨得志对这件事也很关注，不久之后，谭启龙的爱人也被送到了北京，与丈夫团聚。

　　到了1970年，杨得志听说谭启龙即将复出工作，心里十分高兴，邀请他到山东去，然而较为遗憾的是，杨得志提出这个要求时晚了一步。

　　1970年4月26日中午，毛主席在济南火车站接见杨得志、袁升平，当谈到对谭启龙的工作安排时，毛主席表示：

　　谭启龙虽然不在场，但是原来曾任他秘书的一位同志，在山东省委机关听传达报告时记录下来的话，并且后来告诉了他。

　　然后就是时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刘建勋，也提出让谭启龙到河南去，不过因为谭启龙后来没去，所以刘建勋从1971年3月开始，就兼任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1957年，韩先楚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本来是出任副总参谋长，但作为一员战将，他不愿意去坐机关，还是想到一线去，他把这个诉求反映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经中央再三考虑，决定让韩先楚出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从1957年到福州军区，到1973年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韩先楚干了16年福州军区司令员。

　　不过，韩先楚在福州军区16年，身上的兼职着实不少，他不仅仅是华东局委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还兼任着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福建省省长、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尽管韩先楚主要精力是在福州军区，但地方工作干得也不错，在他关注下，福建省工农业建设有了明显的提高。

　　1970年，韩先楚进京开会，还向各大军区首长和省市主要领导人推销福建土特产，据说毛主席当年就很喜欢福建产的无籽柑橘，秘书徐业夫还特意打电话到福州军区，韩先楚知道后，前后送了三批总计400余斤的无籽柑橘，中央办公厅按照市场价格，给韩先楚邮寄了85.74元的款项。

　　周总理当时也确实考虑到福建的情况，考虑到韩先楚是最早提出要求，而且也比较迫切，决定派谭启龙到福建去工作。

　　当时，谭启龙赴任浙江，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在极短的时间里，谭启龙积极按照中央的决定，为干部落实政策，并着力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使得浙江农业生产形势有了根本好转。

　　1975年，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谭启龙心脏病突发，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所幸救治的及时，最终才幸免于难，可他当时的身体情况，已经不适宜在开展工作，愤懑的谭启龙只好写信给中央，要求辞职。这年10月，谭启龙到北京开会，因病住院，离开了工作岗位，被安排住在了京西宾馆。

　　临走之前，谭启龙与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都见了面，他们对谭启龙到四川去都有着很高的期许。

　　“你这次去四川工作，我只有两点要求。第一，要实事求是，对于错的东西，要敢于纠正过来；第二，要经常到下面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制定符合实际、受群众拥护的政策。”

　　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与青海地广人稀完全不同，据资料记载，四川人口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突破8000万，要保证如此多数量的人口穿暖衣、吃饱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四川是一个大省，有1亿人口，1亿双手，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一定要发挥人的作用，发挥人多的优势……”

　　谭启龙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从到四川的那天开始，他便马不停蹄的走访四川各地调研，在后来几年时间里，谭启龙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不在办公室，而是奔走于四川各个市县，到1985年谭启龙卸任时，四川全省200多个县除了一些交通不便的地区，谭启龙都亲自去过。

　　遵照谭启龙的遗愿，他的骨灰后来被安放在宁波四明山狮子山墓园，这个地方是他当年在这栋领导游击队抗战的地方。

　　不仅仅是谭启龙，与他一同葬在一起的还有老战友何克希、顾得欢、张文碧、刘亨云、连柏生、杨思一等，这些人原来都曾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