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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日前贵州公安部门宣布，“贵O”号牌将全部停用；而武汉市公安局也宣布，“鄂O”公安专段号牌将被“鄂A”普通号牌取代。至此，全国22个省份已取消或宣布取消“O”牌，5个省份将其变为公安专用或转为普通民用号牌，尚未取消或变更的省份还有4个。

　　取消“O”牌，不乏善意初衷：长期以来，“O”牌尽管在方便公安机关执勤执法、打击犯罪、抢险救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可因享有道路优先权等，且被有些地方、部门超范围使用，而成为刺眼的特权“招牌”，并饱受诟病。

　　在此情境下，将其取消，至少意味着，从明面规则上，削减了附着在“O”牌上的特权，也能遏制特权车“横行”，避免它对干群关系的外在割裂。正因如此，取消“O”牌，成了不少地方的例行动作，虽说形式各异，但都内含着“去特权化”的意义指向。

　　但也应看到，让“O”牌“下岗”，不等于让特权“下课”。要知道，“O”牌终究是特权的“载体”，而非特权本身，将它取消，未必能铲除特权衍生的土壤。揆诸舆论，公众担心的就是，取消“O”牌只是割除“脓疱”，却没有改变“病在腠理”的局面。

　　从报道看，这番担忧不是多虑：有些地方虽取消了“O”牌，但具体执行过程中，仍留下“后路”：如采取“尾号识别”或划分号段的做法，以新特权号码替代“O”牌；有的不挂特殊号段，而是跟民用车“穿着”一样，可特权照用，还增加了监督难度；还有的搞“里应外合”，交警掌握特权车名单，执法时“看人下菜碟”，或是给某些机关发通行证到头来，“O”牌是不见了，特权车却换个马甲继续上阵。

　　这也证明，享受特权惯性，很难随着“O”牌的取消而消失。仅是取消“O”牌，还只是半程改革，离剔除特权仍有距离，若无后续发力--给特权戴上紧箍咒，将其置于长效制衡的框架下，那很可能前功尽弃，甚至陷入“治理悖论”：取消“O”牌，本是为了约束特权；可取消后，反而让公车出入娱乐场所等更难察觉，给了特权腾挪余地，只不过，是从堂皇面目转入“潜伏状态”。

　　事实上，为遏制公车私用、违规驾驶等“特权病”发作，不少地方也采取了应对举措，比如说，给公务用车喷涂标识、颜色，以“亮明身份”；完善举报渠道和及时受理机制它们起到的震慑作用不容小觑。

　　问题是，前端设计需要与末梢执行结合，而执行，终须落脚于“人”。就拿上述举措来说，如果某些“有身份的人”乱停车、闯红灯，交警现场执法时会否网开一面？又如何避免他们凭借内部关系，轻易消除违法记录？

　　基于此，要剔除特权，须突破“浅层次治理”的桎梏，将釜底抽薪作为制度设计的立意支架。给公车涂标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将公车治理嵌入改革作业面和透明政务链中。既应厉行公车改革，遵循“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思路，对超配公车进行拍卖等，也要收紧公车支出预算，将其费用晾在公众眼皮底下，将“特权车牌”上网，实行派车登记。

　　与此同时，对“车轮上的特权”，实行“一事数罚”：既要根据道交法，对驾车人从重进行处罚，也要按党纪政纪，对涉事公务人员进行处理；既要对“选择性执法”的交警予以处罚，也要问责“集体纵容”的单位让循迹溯责，覆盖到公车违规使用链上的每个人。

　　说到底，限牌更要限权，取消“O”牌，更须割掉“特权尾巴”。若不对特权意识“清零”，没了“O”牌，特权车穿上新的“隐身衣”，只会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