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审美现代性的理论坐标——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党建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座谈会。会议的重要标志是毛泽东发表了着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生产方式、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一种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新的关系、为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文化的新的功能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构想。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讲话》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对于引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一个新的蓝图、建立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座标。因此，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起点，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我们认为，正如《共产党宣言》为世界历史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建立起了一个理论上和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座标系一样，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式文艺现代化和中国式审美现代性的理论座标。从中国社会发展和文艺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讲话》作为一个文化事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个影响持续至今，而且，随着世界历史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的不断倾斜，《讲话》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座标也在“世界文学”和“世界美学”的意义上越来越清晰、完整，从而显现出它的理论力量。

　　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讲话”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士兵和小资产阶级，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广大的人民概念。同时，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对于中国革命和整个世界革命来说十分重要的主体改造的问题，主体再生产的问题是二十世纪十分重要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最突出也最重要的领域就是美学和文学艺术领域。这还是一个涉及到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就是审美现代性的相关问题：即具体的个体在现实的社会和文化关系中获得文化解放的可能性及其得以实现的条件。毛泽东在《讲话》中写道：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1]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的发展中，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路易·阿尔都塞发表《一封论艺术的信》和一系列文艺评论以来，《讲话》中关于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阿尔都塞、朗西埃、巴迪欧、巴里巴尔、特里·伊格尔顿等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齐泽克认为“毛泽东的名字就代表了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2]。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体这一使命被赋予工人阶级和所有的被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而不再是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只有真正以广大人民大众的立场和情感为立场情感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当代知识分子。

　　阿尔都塞的学生、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吸收了毛泽东《讲话》的群众路线和文艺政治观，在“五月风暴”中转向工人和人民问题的研究，朗西埃的“政治歧义”“感性分配”和文学政治学中能够看到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接受和阐释：“在革命中必须像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的能力，到人民中去，吸收人民群众的思想而建立一种科学思想，并最终还之人民。”[3]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认为“科学和党在先，理论和批判在先”[4]，这是一种文化精英主义的理论态度，其前提是对普通群众能力的不信任，而朗西埃认为应该相信人民大众的能力在先。

　　事实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人民大众的认可和信任，是与人民大众形象自身所展现出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深度密切相关的。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真实的社会关系直接、丰富而全面的感受者。因此，毛泽东要求“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的原始材料，最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5]。阿尔都塞的学生和合作者，哲学家马歇雷认为，正是毛泽东《讲话》中的这些观念第一次将“文学刻写在真实社会实践的复杂而确定的系统之中：文学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内部若干观念形态之一，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相对应，这些社会生产关系都是历史地确定和改造的，并历史地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相联系”[6]。文献资料已经讲明，马歇雷在着名的《文学生产理论》中所提出的“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的思想来源就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显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个卓越的政治战略家，运用理论的方式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情感动力和社会力量的来源和基础的深刻思考，它已经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重要的理论创新资源，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和世界美学意义。

　　1939年末，在武汉国民党第三厅参加抗日救亡文艺工作的冼星海夫妇受建立于延安的“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邀请，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鲁艺音乐系担任教学工作。1939年春节期间，冼星海听到光未然新创作的长诗《黄河吟》的朗诵，燃起了巨大的创作激情，仅用六天时间便完成了《黄河大合唱》八个乐章的创作。《黄河大合唱》用大量民族音乐的形式，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音乐资源、最先进的西方音乐创作观念、作曲手法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相结合，将音乐的形式与社会主义目标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事业相结合，创作了具有“永恒魅力”的“红色经典”。从理论上说，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艺术经典，是一种新形态的“经典”。当然，这种红色经典的美学基础的理论论证，是另外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以及延安时期的一系列成功的红色经典作品，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供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学基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出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在认真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的大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讲话》明确提出了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文艺与社会之关系问题的全新构建。西方自启蒙主义以来，特别是在现代主义艺术阶段，文学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批判性的。而《讲话》则创造性地提出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文学艺术对社会应该也可以发扬积极主动的建设性作用。在《讲话》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审美的无功利状态，文学艺术仅仅关涉个体的内心情感等自由的美学范式被完全改变。自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承担起领导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因此，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就成为社会革命和文化逻辑的核心内涵之一。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欧洲模式的现代化十分不同的地方，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种中国式现代化，除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合理有效的领导这个方面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和方面就是文学艺术以情感结构的方式很早就表征出社会主义理想和奋斗目标。在《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我们能够强烈而清晰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理想和奋斗目标是其情感结构中十分关键的因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十分认真地讨论了文学艺术家立场的转变问题，强调“感情起了变化”的重要性，强调只有深入到火热的抗日战争的第一线去，与广大人民大众广大工农兵基本群众生活打成一片，价值观和情感结构与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一致，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伟大的艺术作品。《黄河大合唱》《白毛女》以及之后《创业史》的成功都十分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式审美现代性的理论结构中，最关键的就是这种理论座标系的转换，一种新的情感结构，一种新的审美现代性的理论结构，开始在文学艺术领域得到表征，并且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得到了理论上的概括和表达。

　　2008年2月至8月，我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从事高级访问学者的研修工作，合作导师是英国学术院院士，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伊格尔顿是阿尔都塞学派在英语学术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都塞学派的意识形态模式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又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深刻影响。因此在注意到特里·伊格尔顿与米尔恩合作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读本）没有选编《讲话》这个现象后，我在与特里·伊格尔顿作访谈时请他谈谈对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看法，伊格尔顿十分敏锐地感受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批判性。他答道，这本着作是他很久之前看的了，现在突然提起，他很难做出较好的回答。我个人认为，现在看来，包括国际上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学者，对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和《讲话》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话语范式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都缺乏认真的理论把握。近年来，随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在国际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我们通过阿兰·巴迪欧、马歇雷、雅克·朗西埃、齐泽克、巴里巴尔等激进理论家的着述，可以清晰地看到世界美学的基本范式正在发生转换，而且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种转换的重要因素和重要的理论坐标。我倾向于这样理解这种现象：这是《讲线年以来世界美学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推动下的一个重要的发展。

　　【作者：王杰，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文艺评论（浙江大学）基地主任，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审美人类学和当代美学问题】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1页。[2] 齐泽克、王芳：《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3] 陆兴华：《自我解放：将生活当一首诗来写——雅克·朗西埃访谈录》，《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

　　[4] 陆兴华：《自我解放：将生活当一首诗来写——雅克·朗西埃访谈录》，《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

　　[6] 埃蒂安娜·巴利巴尔、皮埃尔·马歇雷：《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