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定国号出现三大争议毛主席曾支持国号却被否决

　　国号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是国家政权名称的体现。从古至今，历代建国者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定一个合适的国号，这不仅是对国家权威的象征，也意味着国家内外都能明确其存在和合法性。比如，当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一宣告，标志着新中国的国号正式确定，意味着新中国从此开始迈向独立与自信。

　　然而，确定新中国的国号并非一帆风顺。在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前夕，围绕新国号的讨论一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要围绕三个方案展开激烈辩论。

　　其中，最早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方案，在讨论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维持了较长一段时间。毛泽东是这一提案的坚定支持者之一，并在多个场合公开表态支持这一名称。一个重要的场合发生在1948年，毛主席在给各民主党派复电时，提到了这一国号。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着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与人民团体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推进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迅速得到了国内各民主党派的响应，并在5月5日，党派联合发出通电，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号召，期待新中国的胜利。

　　毛主席在复电中提到：“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首次出现在历史视野中。

　　另一场重要的讨论发生在1949年6月15日至19日的政协筹备会议上。这次会议是为了商讨新中国建国大计，毛泽东主持并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他再次提到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号，称其为新中国的最终目标。毛主席在发言时充满激情，他宣称：“中国人民将会看到，中国的命运已经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中国将如日出东方一般，以自己的光辉照亮世界，迅速地清除旧政府的积弊，恢复和建设一个崭新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毛主席更是在最后的致辞中连喊三个万岁，表示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国号的深深认同。

　　尽管毛主席支持这个国号，但在政协的部分代表中，引发了不同的意见和讨论。首先，一部分代表认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号过于冗长，难以在实际使用中推广。民盟和民建两大民主党派的创始人黄炎培、张志让和雷洁琼提出，如果名称过长，可以不使用“共和国”二字，保留“中华人民民主国”，并且将简写为“中华民国”。他们建议等到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再考虑修改为“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此外，还有另一部分代表认为，国号中的“民主”和“共和”两个词义重复。张治中将军和张奚若教授提出，既然“共和”已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为什么要重复使用？他们建议可以直接去掉“民主”一词，国号应简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些讨论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提案逐渐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最终在1949年8月17日的新政协筹备会会议中得到了修正通过。张奚若教授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首位提案者，并被最终采纳。

　　然而，即使国号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有一段时间讨论是否要在国号后加上“中华民国”的简称。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审议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文件中，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竟然还加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此举再次引发了争议。

　　面对这些分歧，周恩来总理在开国大典前的几天，特意邀请了多位政协代表展开讨论。部分老一辈革命者认为“中华民国”国号历史悠久，且深深植根于国民心中，是否继续使用应尊重历史。不过，也有不少与会者，尤其是参与辛亥革命的老革命家，如周致祥等人，坚决反对继续使用“中华民国”这一称号，认为它已成为蒋介石政权的象征，不能与新中国的理念和革命性质相符。

　　最终，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反复权衡，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将“中华民国”的简称从国号中去除。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正式国号，终于确定下来，并且没有再出现任何争议。

　　这一过程，充分展示了新中国建国初期民主讨论的复杂性和历史深度，也印证了中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寻找和确定自己身份的坚定决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