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幸福鞋垫三部曲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如何用一种开放、包容的视角看问题？当因观点不同而产生冲突时，如何在共情和理解别人的同时坚持自己的原则？8月我们选出的18本书中，不少书籍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应。今天刊发其中的《神器有命：汉帝国的神圣性格及其崩解》。

　　《神器有命：汉帝国的神圣性格及其崩解》，冯渝杰 着，鸣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7月。

　　“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在汉代纬书中，这段话被认为出自上古圣君舜的名言，那是舜在位第十四个年头，祭礼上演奏钟石笙筦之时，乐尚未罢，忽然天降异象，“天大雷雨，疾风发屋拔木，桴鼓播地，钟磬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见到如此异象天变，舜忽然大笑起来，说出了上面这番话，由此决定将天下禅让给禹。当他将禹推荐给上天使行天子事时，“于时和气普应，庆云兴焉，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上天通过降下灾异或是祥瑞，来表达对人间政事的否定与认可，尽管这种天象与人事之间的强关联，在今天看来无异于“鬼神干政”的虚幻迷信之举，但对汉人来说，这却是他们不容置疑——或是无需质疑的政治-社会生态。从鬼神灾异观念进入汉代历史，可以说是找到了一条深入汉人心灵秩序的通路。

　　《神器有命：汉帝国的神圣性格及其崩解》便是从这一方向发掘汉帝国所谓“神圣性格”的构建与崩解的心灵史。汉朝建立与其他王朝并无不同，皆是人力所为，但王朝秩序的构建，却并不能仅仅以人所规划的法令制度这一刚性强制力所能完全涵盖，它还需要能构建起一整套能够获得世人认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以柔性方式灌注到天下人心中，作为帝国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依据。对此，汉帝国构建起一整套神圣秩序，所谓“汉家有命”，天命德运成为了汉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通过崇隆高祖斩白蛇起义的建国神话，以及不断借助神道巫卜、预言谶纬之说来固化帝国的统治乃是天命所在的意识形态。

　　不得不说，在塑造汉帝国的神圣性格方面，汉人做得相当成功，这种成功体现在，本应高踞天人秩序枢轴位置的汉代帝王本身都对此深信不疑，权力的理性主义都不得不受到这套近乎鬼神玄学观念的牵制，就像孩子长大后反制他的父亲一样。天命德运论成为了西汉末期的政治危机的关键，本应为日渐颓唐的汉室政权增加合法性依据的神道理论，反倒在现实政治运作中，为王莽篡汉提供了服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观念，也为汉朝被其他姓氏政权取代提供了理论基础。

　　如汉代纬书借舜禹禅让的古史明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是可以让渡的、王朝是可以改易的，比起一姓之尊荣的权力之私，尚有为鬼神裁量、万民与共的天下之公。所谓“汉家”并非仅仅是刘姓一家的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汉家通过面对灾异时承诺“太平”的理想国的政治愿景，而使汉帝国意识形态全面地灌注到天下万民心中，从而企图混同刘姓一家政权与天下人之天下的公私之间的区别，化私为公，化家为国，从而保证刘姓汉家政权长久不衰。

　　然而，就像本书所着力关注的东汉末年这一历史时期所揭示的那样，这套愿景终于归于迸散。一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样，汉家神道意识形态受到“玄丘制命”与“道佐代乱”两股神学思想支流的牵制，“玄丘制命”背后体现的是天子受命、牧养万民的神学思想，反映的是天子与万民的关系；“道佐代乱”则体现了以道佐君、郅治太平的神学思想，隐含着天师与天子的关系。两种神学思潮是天命与道术之间的撕扯，在政治承平时，两者尚可配合无间，待到政事衰微，两者之间分歧变大，但又以另一种方式而再度结合在一起，便是都认为汉家天命已尽。党锢之祸与黄巾之乱分别从两个方向得出了同一个结论。尽管这两套神学思潮实际上对对方都存在芥蒂龃龉，甚至是对抗关系，就像经学大师郑玄让他的儿子出战对抗黄巾之乱一样，但他本人却受到黄巾乱民的尊敬。他从儒家天命论出发的灾异之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原始道教的理论基础，被其引为同“道”。

　　天命为天下变，道术为天下裂，但易变裂解之间，却同样存在着延续性。汉帝国虽然在政治实体上崩解，但所谓的汉家却因其神圣性格而继续存在。成为原始道教仿效比拟的理论基础，而后世王朝也不断援引汉家故事作为政治构建的理论与践行基础。就像坎特洛维奇提出的王有双身的理论一样：国王的肉体会消亡，但权力精神却会继续传续，所以“国王已死，国王万岁”。这也同样可以套用在汉帝国身上：汉朝已死，汉家万岁。只是这套政治神学不得不让人一再回味那句出自《左传》的名言，比起灾异天命的神学，这句话或许更像是一个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