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高额彩礼为婚姻“减负”给幸福加分

　　结婚本是人生一大喜事，然而在一些地方，高额彩礼成了许多青年的“不可承受之重”。近年来，高额彩礼问题在一些地方有蔓延之势，成为困扰青年群体婚恋的现实难题。

　　彩礼，本是中国传统婚俗文化的一部分，象征男方对女方的尊重和诚意。然而，近年来，彩礼在一些地方逐渐“变味”。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濉溪县刘桥镇乡村振兴工作站负责人陈影调研发现，皖北不少地区的彩礼普遍在10万元以上，加上“三金”等费用，累计近20万元。“为了娶媳妇，不少农村家庭会借钱。”陈影说。

　　由于长期观察西部地区青年结婚彩礼情况，来自西部一所高校的学者马广军提到，在西部一些地区，彩礼二三十万元都不稀奇，除了现金，黄金也是必备，“不仅如此，往往还要求男方在县城买房”。

　　“在一些高彩礼的地方，彩礼返给年轻人用的很少，大部分留在女方家，作为对女方的一种补偿，却给很多新婚家庭埋下了不幸的种子。”马广军说。

　　他还分享了一个案例：在调查过的一个西北山村，小伙子为了娶亲，家里东拼西凑借了30万元彩礼。婚后，一家人首先要面对债务问题，小两口日子过得紧巴巴，其间矛盾也越积越多，原本的幸福被消磨殆尽。

　　“传统观念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来自甘肃省古浪县乡村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李光霞说，过去彩礼象征“面子”，彩礼越高，越能体现男方的诚意，“这种观念在农村社会根深蒂固，容易形成攀比的风气”。

　　现实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彩礼的上涨。李光霞提到，一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部分家庭希望通过彩礼改善经济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彩礼的攀比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东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丁德芬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些人觉得，彩礼既是男方家庭态度的体现，也是对女性婚后保障的一种方式。”丁德芬观察到，有一些人认为，部分女性如果婚姻出现问题，彩礼将成为最后的物质兜底。

　　据马广军观察，在一些地方，传宗接代的思想深入人心，男方家庭即便经济困难，也会想尽办法凑彩礼。“周围人都在比彩礼，这种攀比让彩礼越来越高。”

　　“一些农村适龄男女比例失调也是重要因素，在西部农村地区更为突出。”马广军分析，按传统观念，结婚时男方要准备房子、给女方彩礼，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大部分农村普通男青年很难在外择偶，女孩子则通过就学工作，在外择偶相对容易，导致农村男孩多女孩少，自然彩礼水涨船高。

　　在李光霞所在的古浪县大靖镇三台村，近年来，通过全方位、多渠道的宣传引导，婚俗新风尚蔚然成风。“我们利用大喇叭广播、张贴宣传标语、召开村民大会等方式，向村民宣传高额彩礼的危害和文明婚俗的理念。”李光霞介绍，村里还将抵制高额彩礼纳入村规民约，明确彩礼标准，让村民有规可循。

　　三台村还通过设立“文明股”“巾帼家美积分超市”等积分奖励机制，对积极响应婚俗改革的家庭和个人进行奖励，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全村文明婚俗已成风尚，很少有人因为彩礼高而结不了婚。”李光霞说。

　　东至县也在积极探索婚俗改革之路。“合理的彩礼是可以理解的，但坚决反对高额且超出承受范围的彩礼。”丁德芬说，当地的移风易俗行动成效显着，“如今，已有不少年轻人主动选择‘零彩礼’，还有人摒弃传统婚宴形式，选择旅行结婚或仅举办小范围的亲戚家宴”。

　　在来自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全国政协委员贺颖春看来，结婚需要两个家庭的托举。她介绍，当地婚礼支出通常由双方家庭共同承担，男方家如果出一部分彩礼，女方家往往会返还一大部分，有的甚至以牛羊等作为陪嫁。“这样的习俗，让年轻人在结婚时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可以轻装上阵。”她说。

　　她建议，加快推动治理高额彩礼地方条例立法，明确政府部门、人民团体、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的职责，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乡村自治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的作用，将治理高额彩礼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之中。

　　贺颖春则强调引导的重要性。“妇联等部门经常开展移风易俗的宣传活动，树立典型，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在她看来，通过举办集体婚礼等方式，也可以有效遏制高额彩礼现象的蔓延。

　　陈影也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多管齐下解决问题。“彩礼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仅关乎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更反映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陈影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至关重要，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就业机会增多了，收入水平提高了，返乡青年多了，彩礼背后折射出的结构性问题才会有所缓解，农村婚恋市场的窘境也会随之改善。

　　在马广军看来，高额彩礼问题的解决，需要调整人口结构、转变传统观念、完善法律和保障制度等多方面的措施。“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关注和努力，才能让彩礼回归理性，让婚姻不再被金钱绑架，让婚恋市场恢复健康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