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进沈阳纪委用大数据揪出贪腐苍蝇(3)

　　查岩初次见方金云，是因当时沈阳纪委赴江西九江修水县，希望为政府项目建设监督找寻解决方案。等到面前这位低调的研究者谈到对大数据监督的构想时，查岩立刻被吸引，印象修正成了“这就是很纯粹的科研工作者的样子”。

　　2017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今年1月11日，赵乐际在代表中纪委向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工作报告时也指出，搭建互联网、大数据监督平台，积极畅通渠道，拓宽线索来源。

　　然而，“要数据就是动奶酪，这是很敏感的。”查岩指着走廊里的房间说，“每间办公室就像一个政府系统，关上门就是舒适空间，如果门外的人有钥匙，也有权进门，那房内的人岂不是随时如坐针毡？”

　　他们首先选择了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民生问题。方金云曾与湖南怀化纪委合作，搭建“互联网+监督”系统。湖南是扶贫大省，监督重点是扶贫资金，包含低保、补偿金、危房改造款、种地免息贷款等107项。主要数据在民政局和农业农村局两个部门，方金云团队通过比对人员信息库和民生资金信息库，很快就发现了上万条疑似问题线索。

　　采用类似方式为沈阳民政数据建模后，8万笔异常资金仅用1天就发现，相关负责人半夜赶来纪委监委检讨。

　　沈阳从民生领域打开了口子，但各部门间信息孤岛存在已久，还是有单位捂着盖着。以工程项目为例，从立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采购到验收，牵涉众多部门，自建系统规则不一，公示信息深浅不同，别说互相沟通业务，即使同一家单位，不同处室也可能各占山头。

　　为了数据，纪检工作人员们一次次去大数据局、建设局、财政局、人社局、交通局等部门备份，再由技术团队将零散破碎的政务数据汇集成原生数据池，经过清洗筛选加工，形成大数据仓库。

　　由于不同部门的信息化发展程度和规模不同，在收集数据时他们制定了最低标准，设计了所有部门都能填满的表格。

　　“我们需要最新最准的信息，可以从六七个维度刻画出一个人。”刘晓东博士指着后台繁复的信息采集表说，这些表固定了他们经过“烧脑”列出的项目，个人和单位会按周期自行提交数据。

　　全国有29万个叫王伟的人，在这个公开的大数据平台，普通人可以查到沈阳市的“王伟”有9234条资金记录和7条项目记录，既有5元的电价补贴，也有千元的公益性岗位补贴，还有河道维修和主题街区改造工程。

　　“我们的数据不涉及公民隐私，都是干干净净的政务数据，除非已经被定罪的人才会纳入执纪系统。”方金云始终坚持将数据监督与执纪区分。

　　执纪是查案，凡是使用过身份证的地方都有记录，可以画出嫌疑人的生活轨迹；纪委监委主责是监督，统计廉政档案，是在为好人画像。

　　方金云几乎可以背下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也自学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大数据监督一定要有边界，不能突破。要对大数据心存敬畏，对边界心存敬畏，就像孙建军副书记说的，我们不能做数据的法西斯”。

　　方金云举例，假如办专家评审会，专家名单只有10人，可财政支出了150人的经费，一定有问题；某个项目招标，第8名中了标，第1名却落选，肯定也是问题。

　　党章规定纪委的职能为监督、执纪、问责，去年出台的监察法也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数据监督并未被明确提及。方金云一直很感念沈阳纪委监委的全面支持与信任，“没有先例，没有参照，我们就是在黑暗中埋头往前跑”。

　　大数据平台初见成效，他们坚信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推进数据备案监督条例出台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

　　查岩认为，网络实名制购票刚面世时阻力不小，现在早已成了人们的习惯，数据监督也会成为权力运行相伴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