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吕先三“涉黑”事件调查(3)

　　2014年11月25日，瑶海区法院对王仁芳案宣判，认为无法认定广齐公司打给徐维琴妹妹的款项是还给王仁芳的，因此判决李光建偿还借款300万元及利息，李劲明和广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从2014年7月至2015年9月，吕先三先后代理了徐、邵及其亲属与李光建之间的8起借贷纠纷。其中，徐、邵等人两次诉李光建借钱不还，李光建和广齐公司六次诉徐、邵等人不当得利。在两起不当得利诉讼中，吕先三拿出借条、转款凭证作为证据，后李光建撤诉。

　　其间，吕先三也曾觉得哪里不对。他向警方供述时回忆，大约在2015年7月，他专门问过徐维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老是起诉来起诉去的？”徐解释，李光建欠她家的钱还多着呢。

　　吕先三称自己也问过邵柏春，李光建多次向他们夫妇及亲友转账，这些钱到底是不是还款。邵柏春否认了。吕先三没再多问，认为“这是借贷双方之间的事”。

　　对此，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天冲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天时认为，无论《律师法》，还是律协制定的《律师执业相关行为规范》，都没有就律师对案件材料审核义务问题作出系统规定。

　　“但从基本执业操守来看，律师应当审查委托人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这关系到案件胜败，更关乎委托人诉讼活动的合法性。”黄天时说，不过这种审查一般只限于形式审查，很难做到实质审查。因为委托人如果伪造证据，律师没有鉴定证据真伪的专业仪器和专业手段，单凭肉眼很难甄别，“这也不是律师的业务范围。”

　　2013年12月底，李光建为徐维琴、邵柏春出过两份“说明”。李称，“说明”是二人胁迫自己炮制的。后来，邵柏春接受警方讯问时表示，写“说明”的主意是吕先三出的。

　　在当年12月26日的第一份说明中，李光建写道：本人“于2012年4月6日向王仁芳借款人民币300万元整，本金300万元整未归还给王仁芳，利息已付至2012年7月6日，特此说明。”如前文所述，针对这笔钱，广齐公司已于2012年4月20日向徐维琴妹妹的账户转款300万元。

　　第二份说明内容相似，证明由广齐公司担保的、李光建向邵柏春借的300万元也没还。后来，这两份“说明”分别作为王仁芳、邵柏春诉李光建等人借贷纠纷案的证据，提交法庭。

　　李光建告诉办案民警，这两份说明的内容并不真实，因为他和广齐公司的还款已经超过了约定本息，他也不愿在说明上签字。但徐维琴承诺，如果她从广齐公司追回这600万，可以折抵李光建本人欠下的借款本息。

　　为了防止徐、邵反悔，2013年12月30日，邵柏春在李光建的要求下也写了一份说明，称如果自己和王仁芳通过诉讼向广齐公司追回借款本息，便同意用其抵扣李光建的其他借款。

　　针对此事，邵柏春到案后曾向警方供述，李光建的两份“说明”都是在吕先三指导下写的，是为之后的诉讼做准备。李光建也曾向警方证明，2013年12月26日他在“说明”上签字时，吕先三在现场，还说“这样写可以”。

　　对此，吕先三接受讯问时辩称，自己不知道两个“说明”是怎么来的，李光建签字时他也不在现场，这两份证据是后来邵柏春交给他的。

　　除了“说明”的事，2015年9月20日，徐维琴还以侄女婿的名义，委托吕先三向李光建追讨400万元欠款。

　　吕先三曾就此事向警方供述，他不知道徐、邵二人和李光建真实的借贷关系，只是根据徐维琴提供的证据代理案件。

　　“正常情况下，律师在未开庭审理、未听取对方当事人抗辩意见以及未看见其所出示的证据的情况下，无法审查欠条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黄天时认为，吕先三依据委托人提供的欠条和转账记录，代理委托人进行诉讼并无不妥。

　　2017年，李光建向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报案，称徐维琴、邵柏春等人以催债为由对其敲诈勒索。瑶海分局于当年6月23日立案，但11月5日撤销了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