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杠青年”执掌音乐节：对谈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2)

　　但我想让大家知道，看待古典音乐有不同的角度，不要看到古典音乐就觉得它是高高在上、不可触及的。现在古典音乐在国外的发展更加局限，那是他们的传统，反对创新的人更多，保守是根深蒂固的，相反，我们既能接受他们的传统，也能接受新的尝试。我最不支持“走路还没学会，先别跑”的观点，我认为有天赋的话就可以跑，要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基本功，能和国际上的年轻人进行对话。我们做的事情不是“猎奇”，不是因为国内观众没见过才引进，而是它在国外也处于一种萌发的趋势。这种联动，也让国外关注新浪潮的古典音乐机构知道，北京国际音乐节甚至比他们还要超前，敢做，也有力度。

　　邹爽：今年新锐，明年可能就变成传统，被越来越多的观众认知了，就不再是小众的东西。所谓的“新锐”，并不表示它“非主流”，这种现象很难得，我觉得只有在中国才能做到。我们的好奇心很强，有什么事儿，一下子就能“繁衍”出很大的讨论度，比如现在很多人在做浸没式、体验式戏剧，也有很多人开始用“音乐剧场”、“朗诵诗剧场”这样的概念和名字。这种“跟风”是好事，大家意识到，剧和音乐都可以是多元的。

　　邹爽：我希望以后的音乐节能更有狂欢节的感觉，让古典音乐真正地发生在我们身边，让大家去“庆祝”古典音乐。所谓的“庆祝”，不是那种正襟端坐的鸡尾酒会，而是带着城市气质的。我非常希望北京国际音乐节每年10月都能带来2008年奥运那样的氛围，跨国界、跨文化，所有人都觉得北京是制高点，都愿意到这里来，跟这座城市互动。北京有这样一种气质，平时不吭声，但不管谁来我们家，都能展现出热情和包容的国际范儿。

　　记者：这些年来我们都看到，音乐节为推荐中国音乐家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今年又有什么新的举措吗？

　　邹爽：音乐节主打的“中国概念”是不变的。音乐节上个20年里，陈其钢、谭盾这些大师充分地发光发热，带动了很多的新现象，现在到了传承和发现新人的时候。今年我们选择了周天、杜韵两位作曲家，他们都是“准80”，出生在改革开放前后，是我的同龄人。

　　关注周天和杜韵，首先是发现了他们的成绩，他们是完全的学院派出身，从中国到国外留学，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周天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的《乐队协奏曲》和许多委约作品都非常出色，在国际上，他是第一个获得格莱美奖最佳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奖的华人。杜韵不仅是独立作曲家，也是当代艺术节的顾问和艺术总监，是个跨界的奇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的《天使之骨》正在纽约的小剧场里演出。因为北京国际音乐节都是提前很早安排演出计划，《天使之骨》当时没能马上到北京来。一年后，《天使之骨》做成了大舞台的版本，拿到了普利策大奖。我很自豪的是，在普利策奖之前，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作品，这说明我们的角度和世界同行是处于同一个语境的。

　　我们想让北京的观众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作品在国际上成为了新的浪潮。他们没有特意去做中国题材，没有特意通过戏曲这些传统元素让外国人发现自己的才华，他们完全是在国际主流的语境里，靠作品一点点打拼出来。闯荡美国音乐圈时，他们在拼命地展示新一代中国人心中的中国声音：我的作品是好作品，而我就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可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需要功夫、熊猫、《牡丹亭》这些符号，从这个角度让大家先开始关注东方的美学，但现在2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还停留在这些符号上。

　　记者：总的来说，在每年这么大体量的演出市场里，观众们听到年轻作曲家新作品的机会还是很有限的，“年轻人出不来”是大家一直担心的问题，对此，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邹爽：这个问题是肯定存在的，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是一样。我们不能期待所有的学生作品都去一线平台演出，这些作品很有可能不够成熟，但不能因此断了年轻人的创作。我们要不停地委约，让他们不停地创作，或者提供让这些作曲家和观众对话的机会，不能让真正想进行古典音乐创作的人离开。还有一点很重要，北京国际音乐节也一直在做“基础建设”的公益活动，只有认识跟上来了，观众们才有可能理解新作品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