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也做不得快意事(2)

　　其七，南宋光宗朝，皇帝左右的近臣、私臣每每向光宗请求“恩泽”（即请皇帝恩赐个大一点的官做），光宗总是说：“朕倒好说，只恐谢给事有不可耳！”谢给事是时任给事中的谢深甫，曾多次抵制过光宗提拔请托的私旨。楼钥当中书舍人时，也直接告诉光宗：对不合法度的私旨，“缴奏无所回避”。光宗很是顾忌，遇到禁中私请，只能推掉：“楼舍人朕也惮也，不如且已。”宋光宗并不是一个具有优良君主品质的皇帝，却不能不尊重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封驳皇帝私旨的权力。（《宋史•谢深甫传/楼钥传》）

　　其八，宋度宗有几次绕过宰相机构，径自下发“内批”（即私旨），违背了为君之道，监察御史刘黻很愤怒，上书批评他：“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睹陛下自郊祀庆成以来，恩数绸缪，指挥（即皇帝的诏敕）烦数，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窃为陛下惜之！”刘黻还告诉皇帝：“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他说的这些道理，度宗也不能反对。（《宋史•刘黻传》）

　　在上面引述的八段历史切片中，涉及的君主为北宋、南宋各四位，其中既有开国皇帝宋太祖，也有处于穷途末路的宋度宗；既有生性仁厚的君主如仁宗，也有昏庸的君主如光宗；既有励精图治的君主如神宗，也有碌碌无为的君主如度宗。应该说是有代表性的，是可以反映宋代的权力结构与权力运作的——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都难以乾纲独断，君主一旦露出这样的苗头，即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与抵制。

　　这样一种对于宋代君权的描述，也挑战了流俗之见——一直以来，诸多严肃的历史研究者与通俗的历史叙述者都认为，宋代是“君主独裁体制得到了空前巩固和加强”的一个时代。支持这种论断的依据主要有二：首先是中央集权的强化，用宋人范祖禹的话来说，“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察监司而已，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朝廷据其所察而行赏罚。”然而，我们需要明白：中央集权并不等于君主专制。

　　另一个依据是相权被分化。宋代将军权与财权从宰相机构中划分出去，宋人范镇对此也提出过批评：“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从这个角度言，宋代宰相的权力确实不如汉唐宰相的集中，但实际上，宋代的整个执政集团（包括中书、枢密院）的权力更加稳固，汉唐的外朝法定权力常常被帝王或其非正式代理人（如宦官、外戚、后妃）侵占，而这样的事情在宋代则几乎没有发生过。

　　从前面列举的故事中也可以得知，君主的诏书如果没有宰相副署，则不具备合法的效力，官僚集团有权进行抵制。这恰好可以佐证，宋代的君主假如想独裁，在法理上、制度上以及权力结构上，都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