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迪达斯霍华德战靴是真实还是虚假消息?

　　2012年11月14日，我接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主要撰稿人和主要定稿人之一孙长江（1933-2020）先生的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开车拉他去看吴江，我的第一反应是，他要去和吴老叙一叙旧，就回答说：“您与吴老联系好，告诉我时间就可以了。”电话里传来长江老沉重的声音：“吴江已经走了，时间是昨天中午。”我听了，唏嘘不已，同时也感到十分不安。原因是吴老曾嘱托我为他的文集《吴江文稿》（三卷本）写一个书评，一个大思想家让我这个后生写书评，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我当然是受宠若惊！遗憾的是，虽然已经完稿，由于其他原因，一直拖着没能发表。长江老的电话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与吴江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吴江原名寿乃芳，1918年2月生于浙江诸暨县江藻镇墨城坞村（今诸暨市姚江镇墨城坞村）的一户耕读之家。父亲是村子里初级小学的校长兼教员。吴江出生时，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时期，因此自幼接受的是白话文教育。

　　吴江幼年多病，因此学业常常荒废。1931年，14岁的他考取了浙江省的名牌中学——省立一中。入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刚进入中学吴江的出于一腔爱国热情与同学们跑到教育厅门前的广场静坐。也就是这时，吴江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感到仅靠书本上的知识无法救中国，要从思想上唤醒国人。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把心思转向了文学，立志要做一名作家。从此，吴江开始利用全部的课外时间阅读文学书籍，其中以前苏联文学居多，如高尔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人的着作。中国作家的主要有鲁迅、茅盾等人的。这种作家梦一发不可收拾，第二年他就自动辍学了。后来，吴江在他的一本书中回忆自己退学的原因主要是受到高尔基《我的大学》影响。

　　1935年，父亲把他安排到上海的一所高中继续学业。但由于身体原因，当年又退学回家。在家乡，他创作了第一部文学作品中篇小说《西边的月亮》，主人公是一个有着朦胧思想的流浪青年，其实这也是吴江本人当时所处状态和心境的反映。这段时间，吴江开始广泛结交朋友，有小知识分子、农民、从城里返乡的失业工人等。大家在一起秘密聚会，阅读进步书籍，不久就成立了一个对外叫“农民读书会”的农民协会，协会章程和纲领由吴江起草，写明“反对日本侵略”和“实现耕者有其田”。在读书会，他们一边阅读进步书籍，一边开办夜校对农民进行抗日宣传。当时他们阅读的书籍有肖霍洛夫《未开垦的处女地》，鲁迅所编的《海上述林》等。吴江对这段生活经历十分怀念，一直珍藏着两册《海上述林》。

　　在延安，吴江先是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当教员，在这里，他第一次正式接触到马列主义理论。1939年春末，他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鲁艺，可是时间十分短暂，夏天就被派往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新成立的华北联合大学工作。使他没有想到的是，来到华北联合大不久，他就遭诬陷进了监狱。1941年底，时任晋察冀分局副书记的刘澜涛同志主持正义把他解放出来。

　　从1941年底，到日本投降的1945年，这段时间，吴江一直在“晋察冀边区抗日群众联合会”负责联合会机关刊物《群众报》的工作，辗转雁门关一带，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过着苦中有乐的生活。吴江庆幸地说，也正是因为在雁门关接受洗礼，才使得自己躲过了康生在延安制造的那场波及面很广的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

　　1945年底，华北联合大学迁入张家口，吴江被分配到边区抗联总工会任教育科长。这时《工人日报》开始创刊，也就是在这段时日，他遇到了从华北联合大学分配到《工人日报》工作的邱晴，邱晴当时只有17岁，吴江在回忆录中把这段经历称之为“惊喜一幕”。这“惊喜一幕”使一直背着脱党原罪的“黑锅”默默工作的他，在不经意间找了与相濡以沫的伴侣。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一直到1957年，吴江一直在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同志身边工作。1956年以后，刘澜涛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第四办公室主任，第四办公室的职责是协助中央管理工青妇的工作，吴江奉派联系团中央，列席团中央书记处会议，恰在此时，胡耀邦同志调任团中央书记。这段经历，为日后胡耀邦任用他带领中央党校理论班子推动拨乱反正打下了基础。

　　《蝶恋花·岩上有鹰》 岩上有鹰终日伏。何事慵闲，忘却云天阔？道是连年征战恶，枪林弹雨翅微折。 野鸷犷刚无媚质。肯效堂燕，婉转啼梁侧？自舔羽毛除污血，创收一锉便飞挚。

　　1975年 11月，在《红旗》杂志社干校监督劳动的吴江被调至中央党校，但这时党校正在搞“批林批孔”，他被安置到哲学教研室，实际上是赋闲。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首先进行的工作是复校和揭批“四人帮”，在第一次揭批“四人帮”大会上，耀邦就认出了吴江，休会时他把吴江拉到一边说:“我知道你已来党校，多年不见了，我一直是你的读者。关于法家学说那篇文章写的好，揭露‘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做得对，封建主义在我们这里很有市场呢！理论就要联系实际才有人爱看。你有时间请到我那里谈谈。”

　　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这篇文章贯彻“两个凡是”原则，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要是“抓党内走资派”，“继续革命”就是“继续反右”。这实际上也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定调子。

　　接下来，全党学习华国锋文章精神，中央党校也进行了学习和座谈。7月1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召集各教研室的同志座谈，吴江即席发言，发言的主题是应当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命题。吴江在发言中指出，对“继续革命”有个总的理解问题，不宜只限于“文化大革命”的范围，何况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关于“继续革命”，吴江讲了三点意见：第一，不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派”这一提法扩大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是整走资派”，这样完全有可能被某些野心家利用来不停顿地“打倒一切”；第二，“继续革命”的任务应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即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吴江特别引证了毛泽东1958年所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吴江指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科学技术革命是不行的；第三，吴江进一步指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他引用毛主席的话：“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理论动态》创刊不久，胡耀邦同志就调任中组部长，依然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10月的一天，胡耀邦同志请吴江到他位于富强胡同的家里吃饭，当时，耀邦的夫人李昭和三子胡德华、女儿满妹都在家。胡耀邦同志对吴江说：“我走以后，《理论动态》就拜托你了。”吴江回答说:“我尽力而为！重要的是以后您还要继续为我们出题目，继续为我们审稿。” 耀邦提出：“以后要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 吴江说：“党校不是制定政策的，还是叫理论研究室吧。”后来就成立了理论研究室，下设三个组：动态组、研究组、外文资料组。实际上，从此以后，胡耀邦就很少为《理论动态》出题目了，但依然审稿，直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才不再为《理论动态》审稿。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1977年7月，吴江写了一篇短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1977年7月，那时侯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我把这篇文章给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的第一次接触，那时乔木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这篇短文就作为《理论动态》创刊第一期发表。三中全会后过了一个时候，中央提出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也是对的，那是以后的事了。

　　吴江人生当中最值得书写的一笔是1977年到1978年间，他担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期间，在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创办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党第一份理论刊物《理论动态》，推动了拨乱反正，此后又以《理论动态》为阵地发起了着名的真理标准讨论，与“两个凡是”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吴江遵照胡耀邦的指示，组织中央党校的理论班子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撰写、修改，并由他提议将文章的标题由原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吴江说，“唯一”二字他是采自列宁。

　　党校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个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诸如此类。吴江跟当时理论研究室担任研究组组长的孙长江谈起这个问题，孙长江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吴江同意了，题目就由吴江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吴江说，这大概是1978年的二、三月间。

　　就在孙长江起草文章的过程中，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学员《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送来一篇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原稿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杨西光同志来到吴江的办公室，对他说：“有篇稿子你看看，帮助改一改，你看完之后我让耀邦再看看，看是否由‘动态’发比较好！”意思是为了保险起见，要在《理论动态》上先发。直到现在吴江才看到这篇已经修改了几遍的稿子。吴江看到，原来作者胡福明的稿子已经被孙长江大量修改，有三分之二已经是孙长江写的了。此前，吴江并不知道孙长江已经修改这个稿子。吴江看稿子还可以，但文字还要再推敲，于是就把孙长江找来，让他再作修改，并向他建议，将题目中的一切真理，改为“唯一”真理。

　　孙长江再次修改后交吴江，吴江又作了些修改，写上定稿批语，就送了耀邦。吴江说：“关于后来出现的作者之争，错在我身上。我定稿之后就在文章后面写上胡福明的名字。这是我在红旗杂志时的一个习惯，有的来稿几乎是修改得重新写了，仍旧属上原作者的名字。后来，动态组的同志提出，这个文章不能再属胡福明的名字了。我认为，‘此文由胡福明写初稿，最后由孙长江同志修改完成’这个提法比较好。”

　　1978年5月10日，由吴江亲自签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实》文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当天，新华社就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然后《实》文又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等中央和各地的报纸争相转载。5月12日晚《人民日报》 总编辑胡绩伟就接到了“毛办”副主任吴冷西指责这篇文章的电话，说《实》文是要“砍旗”，在政治上“很坏很坏”。6月15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召开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专门批评“实践标准”这篇文章。汪东兴批评说：“特约，是谁嘛？不知道。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有问题。”他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没有把好关”，今后不能随便发这类文章，特别是“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华国锋也亲自向胡耀邦点了有关人士的名，包括吴江在内。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吴江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竟然引起一场大讨论，是始料所不及的。这篇文章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反响，“头功”应在吴冷西，当时如果没有吴冷西对这篇文章提出那样严厉的指责，也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在“真理派”和“凡是派”的这场斗争中，实际上真正起巨大作用的是“第二篇文章”。吴江所说的“第二篇文章”就是1978年6月 24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争论，华国锋、汪东兴、吴冷西等人的态度，使吴江感到周围空气的沉重。怎么办？如果对于当时的严厉指责保持沉默，那就是表示无理可说，而这样一来，真理标准讨论势必夭折。这时，孙长江也跑来向吴江讲了同样的想法和建议。吴江考虑再三，最后决定撰文作出正面回答，据理驳斥，等待适当时机并用适当方式发表。于是吴江决定撰写《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起草这篇文章时，吴江事先没向胡耀邦报告，他先是安排孙长江撰写初稿，孙长江很快写就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初稿，吴江看了初稿，认为力度不够，于是亲自上手修改和撰写，写出第一稿才呈送耀邦，耀邦看完之后叫秘书给吴江打电话说：“等三个月以后再说。”吴江理解耀邦此时的处境和心情，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总要顾及组织原则；但他觉得已经不能再等下去了。为了不再给耀邦同志添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吴江自行决定把文章拿到《解放军报》发表。

　　吴江说，文章为什么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呢？这是因为当时不仅《理论动态》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在宣传系统下达禁令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都不可能刊登这类文章了。那时军队刚召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解放军报》刊登了6月2日邓小平在会上的重要讲话，而这个讲话在实质上正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吴江认为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也是较适当的方式，于是他决定求助于《解放军报》。刚巧那时他正与《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有来往，姚远方是他延安鲁艺时期的同学。于是，吴江写了一封信，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文章送给他。不想姚远方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都表示完全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答应刊登。吴江提议不用他个人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以加重文章的分量，姚远方和华楠都同意。就这样，文章定稿后既未送胡耀邦过目，也没有请示如何处置，就在《解放军报》发表了。文章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显着版面转载，新华社也在当天转发，各省市地方报纸也陆续转载。

　　吴江回忆说，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当他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因为罗瑞卿与吴江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央华北局会议上就认识，《解放军报》1978年4月间向吴江约稿，也是由罗瑞卿提议的。吴江此举的目的自然是想寻求支持。罗瑞卿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他不仅表示支持，并通过编辑部口头向吴江建议作两处重要增补：一是多介绍《实践论》的思想，二是再援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重要文字。对此，吴江都一一照办。由于此文发表前未征得胡耀邦同意。因此，文章发表前夕，吴江特意以检讨的口气向胡耀邦报告，没想到耀邦告诉他，关于这篇文章罗瑞卿已与他通过几次电线日中央宣传系统会议的情况捅上去了（指报告了邓小平）。文章发表后不久，罗瑞卿出国治病，临行时留下一句话：“这篇文章如果要打屁股的话，我愿意领受四十大板！”

　　1978年6月24日（离汪东兴召开的宣传系统会议不到十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解放军报》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显着版面刊登，新华社也在当天转发，各省市地方报纸也陆续转载。在这篇文章中，吴江以犀利的文风批驳了对“真理标准”文章的指责，文章开头就引用了叶剑英1977年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如果我们只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脱离实际，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做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那就只能在生活实际的‘天空中飞翔’。”在文章最后指出：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马克思主义是一切迷信、一切教条、一切僵化东西的最大的敌人。……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就能够推动理论，获得新的真理———有力地论述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把真理标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7月21日，邓小平找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谈线日会议情况并提出了批评意见。要求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第二天，邓小平又同胡耀邦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胡耀邦发动的这场讨论。他说：“我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

　　9月中旬，邓小平赴吉林省检查工作，提到真理标准讨论这件事，说：“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这是邓小平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次公开表态。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历史贡献，邓小平同志有这样的评价：“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问题。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邓小平选》第133页）。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作为当代着名的哲学家和理论家，吴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和理论生涯中，斗争磨难、革命洗礼和勤于治学使他成为我党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他始终矢志不移地信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始终立于历史与时代的涛头，人生暮年仍思想奔涌，壮心不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吴江依然关注着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党的理论创新，经常撰写发表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文章。就在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在新加坡的报纸撰写盛赞“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理论文章。

　　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位思想者思潮奔涌不止？我们也许会在《吴江文稿》中收录的《哲学专题十九讲》中找到答案：对这个伟大时代的哲学思考正是作者“思想力的源泉”。

　　吴江先生走了，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宝贵财富。三册厚重的《吴江文稿》共130万余字，它不仅散发着油墨的馨香，字里行间还闪耀着一个着名理论家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思考。在这套三卷本的 《吴江文稿》里，作者和编者有意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排在了首篇，足见该文在作者和编者心目中的分量。《吴江文稿》 收录了吴江先生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着作，内容涵盖哲学、史学、文化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这些文稿横跨两个世纪，贯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解放思想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更为可贵的是，其中的大量文章是作者七十岁以后的着作。

　　吴江先生逝世一年之后，我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纪念吴江先生的文章《月涌大江流——读吴江文稿，忆吴江先生》，也算是对未完成吴老生前嘱托之憾的一种弥补。吴江先生生前，我曾在《同舟共进》发表过专门写他的文章《大江歌罢仍从容》。本文是综合并修订了上述两篇文章，并增加了些鲜为人知的史料而成。

　　当年参与和见证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标准讨论的思想者们如孙长江、吴振坤、王聚武等先后离开了我们。转眼间吴江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马克思、恩格斯走了，他们的思想还在影响世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信徒———吴江带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思考走了。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三卷《吴江文稿》。摩挲着这部厚重的散发着理论光芒的文稿，我的脑海里依然忘不掉身材魁梧、眉发皆白、声若洪钟的吴江先生，忘不掉他那思想者的高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