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杖(zhànɡ)袭(xí)是怎么回事?

　　郑小瑛，1929年生，我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教育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她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留学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历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我国第一个志愿者乐团“爱乐女”室内乐团的音乐指导、厦门爱乐乐团创团艺术总监，现任厦门市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女指挥，郑小瑛怀揣着“阳春白雪，和者日众”的理想，始终奋战在指挥一线。十几岁时为了革命理想出走，一步步踏上指挥之路，如今93岁的她，还在故乡福建，继续进行着音乐教育事业。她用一生诠释对音乐的热爱与坚守。

　　父亲郑维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英语教授，参加了翻译和编写高等学校英语教材的工作，还参与编纂了《英汉辞典》。母亲温嗣瑛是中国第一代女子体育老师，她让女学生身穿灯笼裤、背心裙走上操场跳土风舞，开一时风气之先。后来她又到保险公司担任人寿拓展部主任，还被追求新潮的女性们推选兼任中华妇女节制协会主席。郑维夫妇用一个“小”字把丈夫的姓与妻子的名连在一起，为女儿取名“郑小瑛”。

　　从郑小瑛出生的那天起，郑维、温嗣瑛这对有远见的夫妇便在银行里按期为女儿存了教育专用款，他们决定按照自己最理想的方式来培养女儿。

　　那时候，好莱坞的童星秀兰·邓波儿正当红，郑小瑛看了她主演的电影《青鸟》后十分着迷，就在家模仿她边唱歌边跳踢踏舞。母亲发现了女儿的兴趣和潜质，同时也想把女儿培养成新式名媛，于是开始让6岁的女儿学习钢琴。

　　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活泼聪明的郑小瑛在学校显露出过人的音乐天赋。她除了有一副好嗓子，还能准确迅速地记住老师教的儿童歌舞的旋律和节奏。上小学时，郑小瑛已经是全校有名的“小明星”了，每次开联欢会，她总要登台弹琴唱歌。

　　1937年，日军在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郑家变卖家产，西迁娘家避难。郑家刚到成都时，一时不能为郑小瑛和妹妹郑小维找到合适的学校，郑维的朋友施兆启刚从抗敌演剧队回来，正好没工作，便被请来做姐妹二人的家庭教师。这位爱国青年除了教授文化知识，还给她们讲了许多抗战前线的英雄故事，教她们唱抗战民歌《送寒衣》《防空歌》等。父亲也经常为郑小瑛买一些《大家唱》的抗日歌曲小唱本，她按照自己学过的五线谱来套用小唱本上的音乐简谱，时间久了，她既学会了读简谱，也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

　　小学毕业后，郑小瑛被父母送到了市郊的教会学校读初中，那里不仅没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还可以学习音乐。

　　在初中毕业典礼上，郑小瑛完美地演奏了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也在崇义桥镇上为来赶场的农民们高唱“八百壮士”之歌。在战火中成长的她愈加坚毅、勇敢，渴望为祖国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一天对于每一个受尽磨难的中国人民来说，都是毕生难忘的。很多疏散在郊区的学校迁回成都，郑小瑛转学到离家较近的华英女中，在这里，她第一次在舞剧《狄安娜》中指挥大家唱了《马赛曲》。

　　高中毕业后，郑小瑛报考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立志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按照当时的规定，在读“协和本科”之前，必须在学校认定的几所教会大学里先读三年生物系医预科。因郑家决定迁回上海，所以为郑小瑛选择了离家较近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压榨百姓，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让郑小瑛认识到国家想要有光明的前途，就一定要走革命的新路。大学第二年，她转入了音乐系，在金陵女大组织了民歌社，用自己的特长向大家介绍从解放区传来的民歌和苏联歌曲。

　　1948年冬天，南京陷入一片混乱，金陵女大停课，回到家中的郑小瑛决定在国家兴亡的重要关头参加革命，奔赴解放区。她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悄悄放到钢琴凳下面的乐谱箱后，便离开了家。

　　到达开封后，郑小瑛进入由崔嵬担任领导的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在学唱新歌时，有的同志总是跑调，附点和切分音符也总唱不准，热情的郑小瑛便拍着巴掌带领大家一起唱，让大家很快学会了整首歌。于是，识谱能力强、胆子又大的郑小瑛成了队里打拍子的指挥。从指挥歌唱队到指挥全校大会，从指挥全校到指挥百千人的游行队伍，郑小瑛的指挥生涯就从这时候开始了，命运将她所热爱的音乐变成了与她终生相伴的职业。

　　1952年底，因为表现优异，郑小瑛被文工团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读书。1954年，苏联合唱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来华辅导准备参加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合唱节目。来到中国的杜马舍夫发现中国的音乐学院还没有独立的合唱指挥专业，于是建议中国文化部开办一个合唱指挥班，由他来帮助中国培养合唱指挥人才。

　　1955年2月，全国各地的音乐团体送来了20多名具有相当经验但未经过正规培训的青年指挥，但杜马舍夫对这些人并不满意。他在没有提前与校方打招呼的情况下，亲自到当时位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挑选指挥苗子，作曲系的“三好学生”郑小瑛就这样被学校的人事科匆匆送到杜马舍夫面前，杜马舍夫一眼看中了她。

　　于是，郑小瑛来到北京，进入了指挥培训班，成了杜马舍夫的学生，她是班里唯一的女生，也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受到专业训练的女指挥。

　　1956年夏天，郑小瑛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就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专业指挥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成立了，学院破格让她在作曲系继续完成学业的同时，也在指挥系当兼课老师，并担任全校合唱团和红领巾管弦乐队的指挥。

　　1960年初，组织选派郑小瑛作为进修教师到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歌剧——交响乐指挥。

　　1962年10月2日，是郑小瑛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她拿着指挥棒，第一次登上外国歌剧院的指挥台，指挥了歌剧《托斯卡》的公演。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郑小瑛成为第一个登上外国歌剧指挥台的中国人，那一年，她33岁。

　　1963年冬天，郑小瑛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指挥系结业，回到了她日思夜想的祖国，被分配到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

　　1978年底，为了能让更多的人欣赏歌剧，全院的同志不顾辛劳地在首都几大剧场连续上演《茶花女》，还参加了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并获得了优秀演出奖。郑小瑛曾在40天内指挥演出了30多场歌剧《茶花女》和音乐会，几乎场场爆满。

　　在演出中，郑小瑛发现剧场内虽然座无虚席，但当台上的灯光暗下来，她站到乐池里的指挥台上时，并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观众中有吃东西的、谈笑的，这使她感到心痛；待歌剧结束时，观众的掌声虽然热烈，但很短促，演员还未完成谢幕，观众便去抢乘公共汽车了。

　　了解到观众对歌剧文化感到陌生但又渴望求知的处境后，郑小瑛决定在开演前办一个小讲座，让更多的人懂得一些欣赏西洋歌剧的知识。

　　在举行第一次讲座时，观众的反应就很热烈。从那以后，郑小瑛演到哪里就讲到哪里，渐渐地，“去看歌剧一定要先听郑小瑛的讲座”的说法在观众中流传，而在演奏时，剧场内也渐渐有了安静的环境。

　　后来，媒体将由郑小瑛创造并实践的20分钟歌剧音乐讲座这种普及高雅音乐的方式称为“郑小瑛模式”，一些音乐团体的指挥也开始效仿这种模式。这种肯定让郑小瑛觉得曾经因为坚持这一模式而受到的误解和委屈都是值得的，因为普及高雅音乐需要更多人参与，她不愿意看到“阳春白雪，和者甚寡”，而是希望“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面对这个荣誉，郑小瑛说：“我可以真诚地告诉你，我衷心感谢剧院领导给我的这个‘终身荣誉指挥’称号，我是替很多很多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歌剧人领的这个荣誉，它代表了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我已经85岁了，但如果还需要，我愿在歌剧普及方面为剧院做我该做的事。为了帮助大众走近歌剧，为了帮助各省市歌剧团体和青年演员便于上演经典剧目，我愿意帮助剧院继续扩大中文歌剧剧目，并在全国进行示范性巡演。让更多的人爱上歌剧是我一生的工作，这些年我一直忘不了当年中文版《茶花女》在天津连演39场的盛况，也忘不了中文版《卡门》的首演在法国曾经引起的好评和轰动。到了我这个岁数，对于中国的歌剧，我还是那句话，希望‘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1997年11月初，郑小瑛去医院检查，被告知得了直肠癌。她安排好所有的工作后，平静地接受了手术，为了尽快回到指挥台，她以惊人的毅力每天坚持锻炼，半年后，郑小瑛戴着假发出现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塔林的“东方音乐艺术节”上。

　　事实上，20多年来，郑小瑛一直在跟癌症抗争，2014年、2015年，肺癌发作了两次。她不是“听话”的病人，她说：“人都得走不是吗？那天没来之前，尽情活着就好了，还能干点事就去干。当那一刻来了，不要太痛苦就行。”她的活力来源于对音乐事业的热爱，她说最浪漫的“结尾”，就是倒在指挥台上。

　　如今，郑小瑛已经93岁了，她过着不一样的“90后”生活：91岁，在抖音开设“郑小瑛工作室”；92岁，指挥演出第77场《土楼回响》；93岁，厦门市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正式注册。同等资历的音乐家，几乎只有她还在一线，她还在故乡福建，继续进行着音乐教育事业。她的动力来自一个简单的逻辑：美好的音乐应与人民共享，因为它源自人民。

　　十几岁时为了革命而出走，一步步踏上指挥之路，郑小瑛的一生是审慎与冒险并存的。在岁月磨砺中，金子般的郑小瑛熠熠生辉，她用一生告诉我们：人间正道是沧桑，唯有热爱才是捷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