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售烟草“100米” 执法更要零距离

　　前不久《北京日报》刊出报道《校园周边禁售烟草规定形同虚设？》后，北京市昌平区相关部门及时进行现场核查并作出反馈，称经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烟草专卖局核查，涉事售烟点与幼儿园距离均超过100米，符合合理布局规定。昌平区烟草局执行的测量标准是“步行距离”，而如果按直线距离测量，涉事售烟点与幼儿园距离均在100米以内。

　　根据《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禁止烟草制品销售者在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及其周边100米内销售烟草制品。全国多地也有类似规定，但这100米的距离该怎么量，法律没有明确界定。

　　究竟该使用“直线距离”还是“步行距离”，这似乎是个“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问题。有人认为，两个位置之间的距离，按照空间直径辐射的方法计算更为客观合理。也有人认为，烟草专卖局测量方法依据的是《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部分：道路交通标线》的国家标准，在此规范中按照步行距离测量有一定的合理性。

　　事实上，“学校周边100米内禁售烟草”的规定，更多是彰显让未成年人远离烟草的价值导向，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与“步行距离”相比，采用“直线距离”作为测量标准，固然能够最大限度放大“100米”的覆盖面，让烟草销售摊点离学校更远一些，但对于想买烟并且能够买到烟的学生来说，无非是多走几步路而已。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违反规定者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近年来，全国近20个城市出台地方性控烟法规，对向未成年人售烟作出更具体的限制，并明确了处罚细则。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未认真执行控烟法律法规，向未成年人售烟的现象并不少见。

　　2015年6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首个全国性青少年烟草调查报告显示，超八成吸烟者买烟时没有因为未满18岁被拒绝。直到去年7月，深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一家向未成年人售卖香烟的商家罚款3万元，才成为全国首例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被罚的案例，执法的孱弱可见一斑。

　　让未成年人远离烟草，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及其周边100米禁售烟草这个“距离”如何把握，需要制定更具体详尽的标准，而同样重要的是落实好法律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加大执法力度，让向未成年人售烟被罚成为常态，才能倒逼烟草经营者提高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主动向未成年人说不。无论直线距离还是步行距离，都不如执法“零距离”。

　　此外，拉开未成年人和烟草的心理距离也很重要。比如，创新禁烟宣传形式，用漫画、短视频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载体，普及烟草危害知识；减少影视作品中的吸烟镜头，防止青少年因为剧中的偶像吸烟而提高对于吸烟行为的认同。如果未成年人和烟草有很远的心理距离，即便和售烟点的步行距离或直线距离近在咫尺，他们也能成功抵御烟草的诱惑和侵蚀。（张淳艺）

　　据报道，张某亲属“问医院要诊治记录和死亡证明，对方都没有提供”。这些本应公开的信息阻塞不通，难免增加死者家属和公众的猜疑，也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执法部门的权威。

　　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需要正视。如果老年代步车确有市场，也不乏民意基础，那么惟有纳入法治，立好规矩，不让其成为任性的“马路杀手”，老年代步车才能行驶得更为稳健。

　　《疫苗管理法》的通过，是要在疫苗生产和使用全过程进行严格监控，做到所有的疫苗都可追踪到源头和出事环节，如果出现问题，将有法可依，并进行严厉的惩处。

　　有当受害者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通过正义伸张以打击违法犯罪行为。遗憾的是，最有效的保护手段和最有力的控制程序，并没有得到激活。

　　本案中杨爱静的行为，虽是长期家暴升级的结果，但性质不再是虐待，而是故意杀人，且其杀人行为因严重的重男轻女观念和习惯性家暴升级而成，不存在可原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