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面旗帜一种精神

　　入夜，河北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门诊大楼的灯依然亮着。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急诊室的大夫们开始与死神赛跑。

　　“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1938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华救死扶伤。在延安，与******席见面后，白求恩要求一定要上前线。

　　“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换上八路军军服，白求恩一到晋察冀根据地，就请求聂荣臻给他派遣任务。

　　于是，这挺“机关枪”挺立在破庙中的手术台上，出现在山西省五台县的“模范医院”里。直到离世之际，白求恩还坚持看完最后一名病人。

　　“在离火线不远的一座小庙里，白求恩大夫正在给伤员做手术。他已经两天两夜没休息了，眼球上布满了血丝……白求恩大夫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了六十九个小时。”

　　1938年1月，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跨越艰难险阻来到中国。到达八路军根据地后，白求恩带人扩建医院，建成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一支野战卫勤力量应运而生。

　　2019年秋天，野战医疗队队员宋琦参加跨区演练。加入“白求恩医疗队”近20年，宋琦参加过很多次演训活动。但是，这次演习不一样。

　　车队原路返回，宋琦发现相邻不远处还有一个路口。“可地图上只有一个路口。”宋琦恍然大悟：原来，第一个路口是“烟雾弹”。

　　医疗后送车一下就运来20多名“伤员”，重症轻伤混在一起，坐了满满一地。军医和护士一共才5个人，大家忙里忙外。

　　这时，一名“轻伤患者”引起了宋琦注意。治疗期间，他一直观察营区环境，还在地上画着什么。问诊时，他思路清晰，对伤病临床感受的叙述非常完整，还反复询问是否有特效药。

　　时针回拨到1938年，晋察冀边区。时年16岁的卫生员张业胜成为白求恩大夫的助手，一直到白求恩病逝。

　　行军途中、打仗间歇，年轻的张业胜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医疗知识。1945年秋，张业胜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二分院院长。3年后，他又升任兵团第二兵站医院院长。

　　为配合作战行动，张业胜汲取白求恩创办“流动医院”的经验，将100多名医护人员分为两个医疗队，一组负责收治重伤员，另一组负责收治轻伤员和内科病人。

　　上车后，宋琦给张微微查看伤口。她的膝盖已经肿成大包，小腿也不能回弯。“幸好是最后一个课目，我完成任务了！”张微微松了一口气。

　　2020年春天，武汉火神山医院外，准备出院的患者已登车。穿着厚重防护服的“大白”，张开手臂，护目镜下是早已哭红的双眼。

　　除夕夜，赵玉英在“请战书”上按下手印。背起行囊，来到集结区域，和战友们举起右拳宣誓时，赵玉英看见矗立在医院住院部楼前的白求恩雕塑正向前挥手。“那一刻感觉特别踏实”她说。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赵玉英对这句话印象深刻，现在还能流利地背出来。

　　高考后，赵玉英如愿进入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一次上课，老师组织大家测量血型。当结果显示为O型时，赵玉英“高兴得要跳起来”。能和白求恩是同一个血型，能当“群众血库”，那是多幸运的事！

　　毕业时，成绩优异的赵玉英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去北京读研究生，一是穿上军装，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

　　赵玉英选择了后者。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创建于抗战初期。白求恩以身殉职后，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晋察冀军区将后方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一次聊到来医院的初衷，赵玉英得知室友张笋也是为“白求恩”而来，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战友加“闺蜜”。

　　随后的日子，一同赴非洲参加人道主义医疗救援联合行动，一同参加卫勤力量野战比武，一同参加“白求恩医疗队”下乡义诊活动，两名女军医的战友情谊愈发深厚。

　　张笋签下了一份器官捐献意向书，想把生命的能量传递给更多人。为了确保肝肾功能不受损害，能够给受体留下更多时间，她悄悄停了化疗。

　　病房外，赵玉英的手抬起来，贴到房门上，最终又放下去。她怕看到病床上那张强忍痛楚的面庞，也怕自己不争气，只会掉眼泪。

　　签字那天，云层压得很低，闷得赵玉英喘不过气。回到办公室，她呆坐到深夜。手机相册里，张笋的笑容明媚依旧。

　　人生，能够照亮某个角落就够了。张笋去世以后，双肾和肝脏分别移植给3名患者，延续了他们的生命。

　　听到有人说话，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从屋里走出来。“步医生，你们可真不禁念叨。俺前两天刚说到你们，你们就来了。”崔桂英老人笑着说。

　　1939年9月，白求恩大夫带领医疗队来到牛眼沟村，建起了后方医院，药房就设在崔桂英家的厢房里。

　　走近那间破旧的厢房，加拿大医疗队队员格兰特说：“我做梦也想不到，白求恩的药房竟在这个小土屋里。”

　　离开崔桂英家，格兰特再次见到了拄着双拐的农家少年甄一。3年前，创伤外科专家格兰特曾到“白求恩希望小学”来义诊。

　　医院陆续为甄一实施了8次大型手术治疗。由于手术密集，甄一不得不暂时休学。住院期间，骨科的护士们轮流给他补习文化课，步建立也时常教他英语。

　　“我主要教他口语。”步建立笑得有些不好意思，“加拿大专家来看孩子，他已经能用英语向人家表示感谢了。”

　　“真好，‘白大夫’又回家探亲了！”甄一到村头迎接医疗队，“你们来了，俺大爷大娘们的病就好一大半儿了。”

　　步建立和甄一约定：年底再进行一次手术。到那时，甄一就能离自己成为“白大夫”的梦想更近一步了。

　　医疗分队协理员王瑞勇正招呼大家登车时，军医侯会池气喘吁吁跑来，递上一大包东西说：“小中利满5岁了，该上幼儿园了。请把书包转交给孩子，告诉她，中国叔叔很想她。”

　　5年前，赴利比里亚维和，侯会池曾为一名难产孕妇实施剖宫产手术，还为孩子起了个中文名字“中利”，寓意“中国和利比里亚友谊长存”。

　　当年,那名难产孕妇是由当地一所无国界医院——莫林医院转诊过来的。对小中利的寻找，也就从这里开始。

　　遗憾的是，由于当地医院电脑损坏等原因，许多病历档案丢失，小中利的线索并没有找到。临别前，医院院长紧紧地握着王瑞勇的手说：“如果能找到这个孩子，她一定会像见到亲人一样高兴。”

　　“叫‘中利’的孩子，一共有6个，最小的也已经6岁了。”校长的回答让队员既失落又惊喜，“中国人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所以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起一个中国名字表达谢意，有和平、中华、利华……”

　　学校图书室里，王瑞勇看到，中国军人与学生们的合影贴了满满一墙。照片上，不管是黄皮肤，还是黑皮肤，都笑得那么灿烂。

　　“侯医生，很抱歉，我们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小中利。但我们找到了许许多多像小中利一样有着中文名字的孩子……”

　　头顶的灯发出昏黄色的光，办公室里呈现出家一般的温馨。抬头，看见办公桌上照片里嘟着嘴的小中利，侯会池会心地笑了。

　　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生态环保领域立法，基本形成了“1+N+4”的生态环保领域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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