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城市是否存在“第二社会”？(2)

　　当然，帝国统治的限度也决定了，并非所有寺庙都牢牢为朝廷所彻底掌控。扎根在北京中庞杂的小庙，其实也呈现出其公共性的另一面。大量的私人活动、民间行会、会馆和寺院中的宗教团体，又如何在城市中开辟出一块属于民众的活动天地？僧俗团体，又是否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民众社团的雏形？

　　有庙即有人，有人即有团体。作者认为，寺院依其扮演的角色，衍生出与之相连的各形式团体。比如以家族为单位的家庭祭祀和家庙活动，抑或寺院本身的僧侣组织。而比较特别的是，明末依靠家乡和职业发展起来的行会、会馆，成为与寺院存在高度交集的一种公共空间，其背后是强大的社团组织。如何体现这种交集？许多情况下，会馆当中会修建祠堂、庙宇，或是行会成员与特定寺院建立捐助关系，或是集中在特定寺院中进行活动。

　　到清末民初，大大小小的会馆已经有500多处，他们的功能，首先是服务于繁荣的商业活动，同时，也会为本省籍同胞提供庇荫空间；更重要的，会馆成为主持者的一种政治经济符号，强大的凝聚力和募款能力，已经让这种王朝之下合法存在的非官方组织，带有准民众社团的色彩。

　　如果说影响力较大的会馆多少都有官方间接的背景，那么宗教团体本身就更加具有自主性了。明末后，大量“圣会”之类烧香拜佛的群体性组织存在于北京。如作者所言，“会”的中心含义是“集结”。在政府眼里，所有的集结都是危险的。但对朝廷来说，寺院中的会是个例外。作为民间活动，“圣会”远离政治而得到官方的宽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多是自发形成，发起人具备运筹帷幄的热情和奉献精神，组织内的成员都是密切配合的共同体。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细细考察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组织的内部结构，会发现它们早期的发展路径和各色宗教团体十分相似。这或许说明，在官府控制外的广阔空间，自发性而又严密的宗教团体大量存在，明清时期的民众在这方面也具备充分的结社经验。这让我们刷新了对帝国心脏北京的认识，这片“天子脚下”的专制地带，却能容纳如此多元的群体，并支撑起足够丰富的城市生活。我们可以想象，帝都尚且如此，那么在天高皇帝远的京城之外，民众会以何种娴熟的组织方式进行社团化的活动，他们所组成的强大人际互助网络，又如何成为地方举足轻重的力量？

　　作者呈现出的宗教和世俗团体社团化的面貌，自然让我们得以重新评估，帝制时代晚期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是否存在？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尽管它没有西方社会的基本要素，但是民众的确是在借助民间的宗教活动，形成一套与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秩序。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秩序是民众以约定俗成的方式一手建立起来的。

　　活跃的准民众社团，赋予寺庙这个古老场所更多的现代意义。官府、寺庙、社团、民众共同构成了城市的枝干，而寺庙和社团就是各种人群的连接点，城市得以运转、人得以获得沟通渠道，无不以此为依托。可以说，这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形塑提供了基础。然而，在帝制结束后，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并未按照民众社团的方式继续生长，反而走上了另一种反现代的不归路。

　　韩书瑞将叙事下限止步于1900，并非简单因为公元纪元走到19世纪最后的节点，更因为在中国，20世纪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已经演化出完全不同的形态，公共领域看似更加纷繁热闹，但实际上传统的公共秩序正面临轮替，以寺庙为场域的社会肌理也逐步瓦解。

　　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多是伴随国家的扩张和统治的下移。这种论点虽不能概括所有国家的发展轨迹，但至少适用于20世纪初的中国。与以往的改朝换代不同，民国的建立，一方面当然是对帝制的终结，但同时，一个更加庞大的现代政府也逐步建立。尤其是1920年代国民党建立新秩序后，许多城市的寺院，因其庞大的寺产庙产而遭厄运，寺院被没收而转为政府机关、公共机构的案例比比皆是。以往学者常常认为，国民政府时期修建的一系列公共建筑，如中山公园、中山广场、中山堂等，虽有塑造政治符号的意味，但至少在形式上是在接近西方社会的公共空间。但若探究其内部，大部分所谓公园广场，其产权并非如西方社会般掌握在社区居民手中，而是完全由政府操办的政治宣教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