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城市是否存在“第二社会”？

　　什么是城市？什么是公共生活？按照惯常的理解，传统中国，有城有市，却独没有“城市”。“城”，即环绕四周的城墙及外围的护城河，城门定时关闭，与外界联系的渠道被官府集约化管理；“市”，即官府批准形成的交易服务场所，其规模和时间同样受到限制和约束。因此，通常认为，这样的“城”和“市”，都并非滋生“公共生活”的土壤。

　　然而，韩书瑞的《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却将我们对于城市和公共空间的概念完全置换重组，她试图在中国的语境下，寻找属于帝国都城民众的“公共生活”。

　　要展开这种论述并不容易。作为美国历史学家，韩书瑞并未受到西式概念的束缚。她以丰富的一手史料，沉浸式地还原了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的官吏、居民、景观、寺庙、社团、仪式等内容，尤其以寺庙为圆点，联结起皇权贵族和普通民众，重新构筑了一个深植于帝国传统城市的“第二社会”。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缺乏开阔的广场、喷泉、花园、运动场，公共空间极为有限。而人们能够进行聚集的酒楼、戏院也是临时性公共场所。真正将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联结起来的空间，是寺庙等宗教场所。一方面，寺庙受政府批准存在，甚至接受政府捐助和管理；另一方面，寺庙成为民众定期和长期活动聚集的合法场所，并且附带着社会救济、庆典、商业、社交、市场等一系列公共功能，成为城市的有机体。

　　据作者统计，明清时期北京城内的寺庙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到1880年已经达700余座，而整个城内和郊区的寺院总数则至少2500座。当然，这不仅仅是正统的佛教，还包含道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寺庙是供奉神灵和僧侣日常活动的场所，其城市意义在于：首先，它为追求信仰的普通民众提供了活动空间。信仰对象通过寺庙与民众联结，并衍生出一系列仪式；其次，对僧侣等神职人员来说，他们虽然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控制之下，但神职人员与民众发生的社会关系，却也是城市生活的有机体，他们为民众提供各种宗教服务，包括求雨、驱魔、葬礼等等；最后，寺庙也是承载社会边缘群体避世的场所，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城市社会缓冲器的作用。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寺院经济，这也是寺院与城市最紧密的关系所在。正如作者所言，“寺院依赖捐助人和城市居民的经济支持，才得以根植于北京社会。”为寺院出资的捐助者遍布各个阶层，包括皇族及其近亲的统治阶层；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太监；以及僧侣本身和普通居民。为捐助者保存的重要证据之一是捐赠的碑刻，事实上，把捐赠者名字刻在碑上这种习惯直到今天的寺庙还在传承。而依接受捐助的程度和阶层，寺庙也就产生了等级。第一等是由皇帝或皇家直接捐助甚至拥有的庙宇，这些庙宇或是国家符号的象征，或是皇家禁地，很大程度上是与皇室产生联系；第二等级则是间接由官府管理和捐赠的官方庙宇，由当时的内务部拨款，以及吸收民间的捐助，生存状况往往比较优渥；第三等级则是数量最多但是规模也最小的民间庙宇，捐助主要来自民间的零散金钱，平时还会依赖僧侣的劳动和化缘维持寺院的开支。

　　出于经济目的，寺院本身也提供一系列宗教服务，并通过寺内和尚的募款来创收。这也成为寺院与城市社会互动的重要面向。以寺院为空间的仪式活动，也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作者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寺院经济，各种大庙小庙“不仅是节日、慈善、客栈和政治的一种组织形式，而且也可以用于图书馆、博物馆和公园这些不同的公共场所。”

　　通过寺庙捐助来源的考察，作者发现大比例巨额的金钱实际上来源于皇室和官府。这样，就不难理解寺院作为公共空间的政治意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帝国的寺院，尤其是主流寺院，本身就是与朝廷合谋的实体。寺院依赖朝廷的捐助获得生存乃至发展，保证了香火旺盛，在众多寺院中脱颖而出，势必要承担朝廷赋予的任务。作者以社会救济为例，道出官府在赈灾时与寺院的合作，甚至将救济用的粥厂设在指定的寺院里。其实，合作远不止这些。一旦接受御赐的捐助或封号，寺院亦将成为维护和捍卫朝廷合法性的重要场域，种种仪式和庆典，其背后都无法避免为政权秩序站台。这在改朝换代时期主流寺院的活动中尤其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