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城市是否存在“第二社会”？(3)

　　此外，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精英阶层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精英阶层若想控制社会资源，则必须利用“民”的合法外衣来行其事。一时间，舆论和社团成为精英活动的两大阵地。原本面临复苏和转型的公共领域，在精英的手中发生质的蜕变，“通电全国”成为国人不知的舆论空炮，“民众社团”成为与民众无关的皮包组织。

　　进入20世纪，有关“民”的讨论已成为一种核心价值，但我们在回溯20世纪时，却会发现，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民众的真实触感都被淹没了。

　　公共领域的官民力量消长，背后是国家与社会的沟通能力。如果民间社会的力量得以蓬勃发展，真正进入舆论和社团的场地，与国家沟通，其带来的局面就是，国家能够在政策上及时获得民众的反馈，并与社会处于一种良性互动的状态。反之则相反。

　　因此，帝国的寺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中国语境的独特视角。传统西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似乎已经形成了标准框架，即选举和监督。一方面，无论是何种政体，参与政策立法的民意代表应当具备普遍的民选基础，并为选区民众发声，以议会来监督行政部门，在体制层面获得沟通管道；另一方面，法律对舆论“第四权”的保护，以及社团法团的日常行动，也成为体制外影响国家政策的强大力量。但我们并不能断定，如果没有类似的运行轨迹，就完全没有公共空间和社会的存在。寺庙在帝制时代的存在，让我们看到皇权统治下，一个“第二社会”的强大生命力，比起圣旨和告示，寺庙的存续与民众的日常更息息相关。这种“第二社会”，本应成为20世纪中国公共领域走上台面的有力基础，然而历史开的玩笑，却让我们与其失之交臂。因此，重构公共领域，依然我们今日须要面对的深刻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