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院 孙元良缘何引争议(3)

　　那么，唐生智的命令究竟是如孙元良所言让各长官抛弃部队过江，还是如宋希濂所言部署了正面突围呢?

　　唐指挥官召集各部队长会议，他宣布放弃南京。他要各部队长和他一起到下关乘轮船渡江。唐马上又拿出预先用油印印好的，从南京撤退的正式命令，发给每人一份。这时桂永清哭了，他不愿丢下剩余的部队，一个人和唐乘船渡江。所有的部队长也都作同样的表示。我流着泪说：“指挥官请先乘船渡江，官兵都不认识你呵。我们是直接带兵的，应该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行动。

　　当时并非所有守军将领都在开会后直接弃部潜逃，另有两支广东部队遵从唐生智命令，成功从正面突围。其中，邓龙光军长留下了唐生智的突围命令稿。从命令稿中可以看到，孙元良的七十二军(即第八十八师)应当沿飞机场东侧高桥门淳化镇溧水突围，而教导总队也不在渡江撤退的部队之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29-331页。)

　　而在孙元良回忆中提到的，流泪不愿舍弃部队的桂永清，则在时任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回忆中被提到：

　　十二日晚十时左右，我在紫金山第一峰指挥所看到南京中华门方向和下官方向都起火，打电话到总队部也打不通。派人到总队部一看，回报说，总队长下午五时到总指挥部开会以后没有回来，参谋长邱清泉也离开了总队部，城里部队很乱，都纷纷向下关方向跑去。

　　周振强著《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08月第1版，第168页。

　　关于此事的另一争议在孙元良主张自己并未为了保全性命放弃抗日脱离部队，而是在栖霞山游击。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即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牺霞山、龙泽年车站间跨过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著同胞殷勤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长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孙元良著《亿万光年中的一瞬》。时英出版社，2008年07月，第238页。

　　对于，孙元良是否在撤城会议之后“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行动”，时任八十八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在《我所知道的孙元良》(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19辑 军政人物(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第463-464页。)一文中是这样回忆的：

　　我到了汉口不久，忽闻军队从南京大溃退的消息，想到孙元良的安全问题，竟到寝食不安。以后再亦无法找到孙元良这样相信我的长官。正在这时各方纷纷传说孙元良生死不明的消息，我听到以后，更加着急。

　　约过了五天，我在汉口湖南会馆八十八师收容处遇到刚由南京逃汉的八十八师补充旅旅长吴求剑我急忙问他：“师长(指孙元良)的情况怎样?”他带着失望怨忿的口气对我说：“在12月11日下午3时左右，防守南京光华门的桂永清部被日军突破，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进到明故宫飞机场，这时我还同孙师长通电话一次，并问他如何应付，他告诉我见机行事，从那次通电话以后，就失了联络。我看到当时混乱情况，也就到了下关渡过长江，并多方打听他的行踪亦没有结果。依当时情况看来，他无论如何可以渡过长江平安到达后方。现虽有人传说他业已渡江时而死，但这一消息不一定可靠。”

　　1938年5月中旬，孙元良已到武昌珞珈山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担任副主任。这时候该班有一个秘书卢则文，他同孙元良在苏州东吴大学是同学，卢则文在抗战初期曾在一个外国公使馆工作，有这个关系，孙元良就事先同他接头，一到南京紧急时候就偷偷摸摸只身逃躲卢则文事先为他接好头的某国驻华公使馆。他去的时候连他的卫士亦不知，恐怕这个可耻消息被别人知道。到孙元良已由南京到武汉并在武汉坐牢问题告一段落，卢则文认为他不会再发生其他问题，就吞吞吐吐的把孙元良不可告人的事告知他的知己张柏亭(张是当时八十八师参谋长)，以后别的人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