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女“特工”黄慕兰自传-30

　　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积极“剿共”之际，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妄想吞并我中华之时，在党的领导下，抗日运动风起云涌。

　　以宋庆龄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系1931年5月31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救国会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的。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钩儒等四十一人为执行委员。在救国会中，各项活动都由以非中共的爱国民主人士为主所组成的理事会或执委会公开出面号召，而具体的组织发动工作则由以中******员为多数的干事会负责策划筹备。

　　恩来同志曾经说过，哪里有救国会，哪里就有中共干部。为了使救国会在上海能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陈志皋支持了救国会宣告成立的******手续。那时上海市的社会局长是吴开先，救国会要公开******，必须取得租界巡捕房和市政府社会局两家的同意，而这两方面的疏通工作都是陈志皋去做的。所以说，我们和救国会密切深厚的合作渊源，始于1931年。

　　1932年，宋庆龄又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何香凝、柳亚子、林庚白、杨杏佛等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都积极参加。“同盟”曾公开发表宣言，反对南京政府乱抓乱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并积极地公开营救被捕的政 治犯。为了配合和支持宋庆龄的工作，党中央于1932年还专门选派了一位同志到民权保障同盟任秘书，他就是长沙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的长子、1930年入党的朱伯琛同志。朱伯琛原是互济总会的秘书，和我一起工作过，他的中、英文都很好，深得宋庆龄的信任和器重。党组织就指定他通过地下交通员传递信件，与我和潘汉年联系，互相配合，开展对被捕同志的营救工作。

　　1936年11月中旬，上海民众正欢迎绥远马占山将军，冯玉祥将军派代表来沪说，亦拥护国共再合作。救国会于是发起一个援绥运动。在众多活动之中有个由李祖虞律师夫人发起的援绥义演三天，在大千世界举行。为庆祝义演胜利闭幕，当晚在我家小宴。那天大家酒兴甚豪，志皋已经醉人梦乡了。半夜三更，忽然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及沈钧儒之子相继来电话说，李公朴、沈钧儒被捕了。志皋立即驰赴巡捕房，将李公朴等保了出来。

　　几天后，即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串通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以“危害民国”的罪名，秘密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并移解关押于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成为震惊中外、引起海内外各界关注的著名的“七君子案件”。

　　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民众纷纷抗议国民党政府制造 “爱国有罪”冤狱。11月26日，宋庆龄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 会执行委员的身份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12月16日，她又与马相伯、何香凝以亲笔签名的形式联名发表宣言，重申救国会的立场不变，要求南京政府立刻无条件地释放被捕的救亡阵线领袖。

　　为营救“七君子”，上海的中******组织和宋庆龄等救国会的领袖共同商定组成一个强大的辩护团，包括陈志皋在内的二十一位著名律师义务为“七君子”辩护。在这二十一位大律师中，志皋是最年轻的。正当年富力强的他，自然义不容辞地为此案上南京，去苏州，四处奔走呼号，最为辛勤。

　　1937年春，我北上调停通易公司复业时，特持志皋函往访章士钊律师，首先谈及上海营救七君子案情况，请他响应。章立即面允，不仅以个人名义上书蒋介石，条陈利害，拥护救亡，且为造成公正舆论，又通电全国律师协会，号召一致响应。同时，北大教授张东荪与北大师生积极支援，国际报章亦已响应。这也是我为推动营救“七君子”的运动扩大党的舆论声势出了一点力。

　　七君子案迟迟未获解决，宋庆龄又领导发动了救国入狱 运动，与何香凝等十六人共同签名，向江苏高等法院呈文具状说：“沈钩儒等因从事救国工作而被捕入狱，我们都是救国会会员或理事，或与沈等共同从事过救国工作，爱国如是有罪、我们愿与沈钓儒等同受处罚，要求法院一同收审，如爱国无罪，则应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

　　1937年7月5日晨，宋庆龄抱病带了一个阿姨（女佣），率彭文应、胡愈之等十一人去苏州，各自带着简单的行装（宋的阿姨还替她提了一只便溺用的马桶去），到江苏高等法院自请入狱。这一行动迫使检察官不得不承认救国会本身并非犯罪，使国民党当局狼狈不堪，不敢对“七君子”判罪。“七七”事变后，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7月30日，在我党中央支持的舆论攻势下，江苏高等法院终于不得不裁定救国无罪，将“七君子”交保释放。“七君子”光荣出狱了。

　　“七君子”光荣出狱之时，上海各界人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迎会。但是国民党政府仍迟迟不肯释放其他政治犯。志皋又与吴羹梅、施蛰存、陈高佣、张志让、薛暮桥等人为已经关押了八个多月的孙晓村联名呼吁，赴南京请愿，四处奔走，直到孙晓村得以无罪释放。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刘伯垂、赵畹华夫妇奉中央之命 调离上海，我托他俩向周恩来请求同意我也离开上海，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学习和工作。理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业已形成，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大批政治犯已经或正在陆续获释出狱，党组织原先交给我的特殊营救任务已基本完成；上海与陕北抗日根据地已建立了新的更安全方便的交通线；我营救、发展了众多政法、金融界上层知名人土，可保我一路安全。我希望能改换一个环境，投身到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斗争第一线去。但在等待中央命令的时候，我早已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如火如茶的抗日救亡工作中去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在日寇进攻和民心激愤的压力下，已对日作战，因此，对上海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已经不再采取以前的镇压、取缔政策，但怕进步力量在救亡运动中壮大而危及其统治，所以对民众运动极力实行包办统制政策。这尽管仍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毕竟还是国民党抗日的进步表现。因此，我们党和党所领导、影响的进步力量， 对以国民党为主所组建的抗日救亡团体，除予以支持和参与外，还在其中通过努力工作，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支持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线日，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授意下，由上海市商会、市民联合会、市总工会等十三个机关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由王晓籁、杜月笙、钱新之、潘公展等上海工商金融界巨头、社会名流和国民党市党部、市政府社会局成员组成。与我们党有联系的陈志皋、蔡叔厚、李南香、金学成等，也以各界代表的身份进了抗敌后援会设计委员会。妇女界原救国会的著名爱国领导人何香凝、许广平、史良、沈兹九、胡子婴等也在同一天宣布，在妇女界救国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姐妹们一致起来抗战”。

　　自“七七”事变后，何香凝女 士组织购买了毛巾、药棉、止血丹和首批六百件印有“妇女手中线，征人身上衣；针针含敌忾，勉子杀日夷”诗句的背心等送往二十九军；还激励二十九军办事处主任李广安说：“盗贼进来，看家的狗都会竭力狂吠。吾等堂堂国军，际此日寇如此侵凌压境之时，苟不出而抗战，其何以对国家民众？”

　　8月1日，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并电告各省市成立分会。何香凝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不计较个人的名分，决定把上海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上海分会（以下简称“妇慰会”)。

　　我在取得何香凝的同意后，以她的名义串联发动在上海的中国职业妇女会、中华妇女互助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二十二个妇女团体参加，于8月4日成立了妇慰会上海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