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个体收入、主观幸福感及影响机制(2)

　　H1：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并对低收入组居民的影响程度大于高收入组居民，在区域层面上存在差异。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欲望的能力评价，或者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8]（P57）。在福利经济学中，福利是人们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映，经济福利主要体现在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上，即效用的大小和变动可表示个人福利的增减[9]（P29-38）。在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中，效用被区分为决策效用和体验效用，前者反映个体对各种选择的偏好排序，而后者反映个体从选择结果中得到的快乐强弱。幸福是作为体验效用的一个子集，它反映的是个体从选择结果中得到的满足感[10]（P176-188）。对居民收入而言，收入的增加能使预算曲线与效用可能性边界外移，导致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点出现在位置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之上，进而使个人生活的幸福感程度得到提升[11]（P6-16）。因此，笔者认为，居民个体收入效用是指个体收入给居民带来的满足程度，采用居民对其收入的满意程度进行衡量。国内外实证研究表明，自身的绝对收入水平与个人效用存在正相关[12]（P465-484），绝对收入普遍通过对个体需要的直接满足程度来影响幸福感[13]（P1-14）。那么，就居民个体收入（或称绝对收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而言，收入效用是否在其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笔者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收入效用；收入效用显著地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并在个体收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序数效用论认为偏好是爱好或喜欢的意思，幸福感理论表明，在生命周期的成人阶段之前，所有人的物质偏好都是相似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偏好会随收入增加而提升，效用函数与物质偏好呈反比变化[11]（P10-14）。因此，笔者认为，在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中，收入偏好是指居民爱好或喜欢个体收入的程度，收入偏好随着年龄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实证研究表明，金钱偏好对薪酬水平满意度和薪酬增长满意度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即金钱偏好越高，对薪酬水平和薪酬增长越不满意。在低金钱偏好组中，薪酬对福利满意度和薪酬增长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在高金钱偏好组中，薪酬对四个薪酬满意度维度均没有显著影响[14]（P79-82）。那么，居民个体收入偏好如何影响其收入效用和主观幸福感，其在中介模型中发挥什么作用？笔者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H3：居民个体收入偏好显著地负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和个体收入效用，并在居民个体收入影响其幸福感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的研究假设是：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并且收入效用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收入偏好在此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基于此，笔者构建居民个体收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假设图。见图1。

　　由图1可知，该图还隐含另外两个假设，即H4和H5。然而，实际情况是否如理论假设一般，还需进一步分析。

　　H5：居民个体收入偏好在居民个体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和间接（包括前后段）影响路径中起调节作用。

　　为了更好地检验已提出的研究假设，同时开展实证分析，需要对数据的来源、变量的定义和模型的构建进行阐述。

　　研究数据来自2017年笔者对北京市16个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实地调查。在实证分析中，首先，要确定抽样方法，即简单随机抽样；其次，要根据抽样方法确定样本规模，在置信度为95%的条件下，3%抽样误差的最小样本规模为1067；第三，根据2015年北京市16个区常住人口数量计算各区所需的最小样本规模；最后，采用网络自填和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完成问卷调查，收集调查问卷1338份，其中有效问卷1328份。考虑到数据在区域分布上的科学性与代表性，笔者根据16个区的最小样本规模，在剔除部分回答质量低的问卷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1070份问卷进行分析。由表1可知，样本分布状况较为均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一般来说，学生没有收入来源，在分析中将学生样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