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个体收入、主观幸福感及影响机制(3)

　　居民主观幸福感是研究的因变量。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在现有的研究中，衡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单一题项来衡量；二是用多指标来衡量。在单一题项衡量中，不同学者采用的衡量方法有所不同。1972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通过设置“综合考虑来看，您觉得现在的生活如何”这一问题来衡量，被访者在“非常幸福、比较幸福和不太幸福”三个题项中选择；世界价值观调查则采用“总的来说，您觉得幸福吗”来衡量，选项有“非常幸福、幸福、不是很幸福和一点也不幸福”四个[15]（P88-89）。此外，还有学者采用11级评分对幸福感进行衡量，分值越高表示幸福水平越高。尽管这种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方法简便，但是这种数据的可靠性、有效性和可比性都达到用于科学研究的水准[16]（P276-302）。在衡量幸福感的方法中，相比三、四、五个选项的衡量方法，采用11级评分对其进行衡量更加精确。所以笔者通过设置问题“总体而言，您最近的幸福感程度如何”进行衡量，被访者在0–10分值中选择，数值越高，幸福感越强。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研究的核心变量有居民个体收入、收入效用和收入偏好三个，其中居民个体收入是自变量，个体收入效用为中介变量，个体收入偏好为调节变量。在居民收入的测量中，现有研究通常会采用家庭年收入[17]（P24-44）、家庭人均收入[18]（P79-91）、居民个体年收入[19]（P41-49）、居民个体月均可支配收入[20]（P196-219，245-246）进行衡量。考虑到数据的精确性，居民对月均收入更加容易记忆。所以，笔者采用月均可支配收入衡量居民的绝对收入，数据通过设置“您月均可支配收入为多少元”这一问题来获取。

　　根据效用在幸福感研究中的内涵，居民个体收入效用采用居民对个体收入的满意度进行衡量。在现有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通常会采用单一题项，设置不同的问题对不同领域的满意度进行衡量，但是回答选项一般包括“极其满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一点也不满意”五个[21]（P54-63），或者“非常不满意、无所谓和非常满意”三个[14]（P80）。此外，也有学者采用0–10之间的数字来描述，其中0代表“非常不满意”，10代表“非常满意”，尽管这种测量的方法简便，但研究表明该指标具备心理测量的充分性，且效度和信度高。所以，笔者采用0–10评分衡量居民个体收入效用，数值越高，效用越高。

　　据已有研究显示，国内外对收入偏好量化测量的研究较少。国内学者制定金钱偏好问卷，选取9个题目进行测量，高分代表个体对金钱的积极情感，即希望富有、认为金钱重要并将金钱作为一种激励，采用5点量表对各题目的同意程度进行衡量，1表示“非常不同意”，3表示“无所谓”，5表示“非常同意”[14]（P79）；也有学者采用实验设计的方法，设置不同的问题，通过参与者的偏好来预测未来子孙的相对收入偏好[22]（P76-87）。所以，笔者在结合影响北京市居民幸福感因素的基础上，设置“请您对影响您生活幸福的因素进行排序（按影响程度高低排序）”这一问题衡量居民的偏好情况，选项分别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收入、住房、工作/学习、身心健康、交际和休闲”六大因素。那么，居民个体收入偏好则采用居民对个体收入的重视程度进行衡量，将收入排序第一的赋值1，排序第二的赋值2，排序第三的赋值3，以此类推，数值越高，偏好越低。

　　此外，笔者还选择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是否生育孩子、政治面貌、人均住房面积、工作状态、自评身体健康、月均实际休闲时长、内中层交际变量º作为控制变量。

　　基于以上研究框架，结合学者对有调节中介模型的阐述[23]（P714-726），笔者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用于实证分析。在模型分析过程中，首先验证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其次分析变量的中介效应；最后探索调节变量对影响路径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