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个体收入、主观幸福感及影响机制

　　摘 要：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着关键的影响作用，但其影响机制仍需要研究和识别。利用2017年北京市16个区1070名居民的调查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可以分析居民个体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对低收入组的影响程度大于高收入组；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收入效用，而个体收入效用显著地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且在收入影响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个体收入偏好显著地负向影响个体收入效用和主观幸福感且在收入影响幸福感的过程中起间接调节作用。因此，要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可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着手，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加强社会各界的宣传，引导居民重视精神生活，实现居民美好生活的目的。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巨大转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与日俱增，幸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区域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似乎都在探索同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解答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幸福”。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生物学和经济学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对幸福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哲学领域，对幸福的理解主要集中于至善论和快乐论两种流派：至善论是从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出发，强调生存发展之完满，视幸福为自我实现；而快乐论从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满足出发，强调快乐的体验，视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为幸福。在心理学领域，学者沿袭哲学领域的观点，形成了心理幸福研究和主观幸福研究两大范式，其中心理幸福研究重视个体实现自我的能力及其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主观幸福研究则重视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与快乐。在经济学领域，学者主要研究在财富约束条件下如何使幸福最大化的问题。所以，笔者的幸福是指主观幸福感，即人们根据自身的感知和判断对其生活质量所进行的综合评价，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基本部分[1]（P542-575）。

　　第二个问题是“哪些因素影响居民幸福”。针对这个问题，纵观国内外文献，学者们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分析影响居民幸福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在经济因素方面，收入、住房、经济发展、失业、物价水平、通货膨胀、政府财政支出等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有着显著影响；在非经济因素方面，居民幸福会随着居民的个体特征、健康、信任、人际交往、工作等状况的不同而不同。此外，民主、环境污染等因素也是影响居民幸福的宏观非经济因素。在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各种因素中，拥有足够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如稳定的工作、满意的收入、舒适的居住条件等）是美好生活的基础[2]（P37-42），而美好生活又是通向居民幸福的阶梯。所以笔者将重点研究居民个体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是“影响居民幸福的机制如何”。关于这个问题，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较多，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较少。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主要通过教育和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均进行传导来影响居民幸福感，而社会资本主要通过社会资本变迁和社会阶层差异两个方面的传导机制来减缓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的不利影响[3]（P100-110）。可见，在不同的影响过程中，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传导机制有所不同，结合效用和偏好的概念分析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机理的研究几乎没有。那么，三者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将是笔者研究的主要问题。

　　为了解答已提出的研究问题，需要清晰地界定居民个体收入效用和居民个体收入偏好的概念，综述现有研究，并提出研究假设。

　　居民收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状况比较复杂，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收入不平等、收入差距等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并且对不同收入组群体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在绝对收入方面，从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P133-158），收入水平的增加对低收入者幸福感的增进意义较大，但对高收入者的影响较小[5]（P1-8），并且在城乡居民中，影响情况存在差异[6]（P111-125）。然而，绝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有限的，当绝对收入达到并超过一定水平后，幸福不再随收入增长而提升，即收入对幸福感的边际效用呈现递减的趋势，从而出现“收入—幸福”悖论[7]（P1-29）。那么，居民个体收入是否也显著地影响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结合研究的对象，笔者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