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个体收入、主观幸福感及影响机制(4)

　　在以上公式中，Y为因变量，即居民主观幸福感；X为自变量，即居民个体收入；W为中介变量，即居民个体收入效用；U为调节变量，即居民个体收入偏好；UX表示居民个体收入与偏好的交互项；UW表示居民个体偏好与收入效用的交互项；Z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婚姻、孩子情况、政治面貌、住房面积、工作状况、身体健康、休闲时长、中层交际和内层交际。公式（1）主要用于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公式（2）—公式（4）用于分析变量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的科学性，笔者分别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居民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并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分析个体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间的关系。根据居民个体收入分布的情况，结合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测量的特征，笔者把收入划分成九个等级；然后再分析不同收入组居民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的均值。见图2。

　　由图2可知，收入在2500元及以下的居民幸福感和收入效用评分最低，均值依次为5.93和4.22；均值最高的是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评分分别为7.84和7.64。可见，居民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值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呈现递增的线性关系，并且两者间的趋势线相交，这表明在收入达到或是超过某一个临界值时，收入效用值会高于主观幸福感评分；在收入未达到这一个临界值时，收入效用值低于主观幸福感评分。

　　由图3可知，收入排序第一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最低，均值为6.45；收入排序第二的分值为6.89；排序第三的评分为7.38；排序第四、第五和第六的评分依次为7.08、7.89和7.89，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居民对收入偏好程度的降低而上升，呈现递减的线性关系。从收入效用来看，居民收入排序第一的效用值最低，为4.80；排序第二的分值为5.45；居民收入排序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的评分依次为5.73、6.01、6.14和5.85，收入排序第六的居民除外，收入效用值随着偏好程度的减弱而上升，同样呈现递减的线性关系。此外，不同偏好程度居民的收入效用值仍然低于主观幸福感评分。

　　由图4可知，居民收入效用值为1的主观幸福感最低，分值为5.46；效用值为2的居民主观幸福感为5.86；效用值为3的居民幸福感为6.00；效用值为4、5、6、7、8、9和10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依次为6.14、6.72、7.07、7.48、7.61、8.12和9.28。可见，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收入效用值的提高而上升，呈现递增的线性关系。从区域层面分析，北京城六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低于北京非城六区，评分依次为6.86和6.91；然而，城六区居民的收入效用值则高于非城六区，评分分别为5.56和5.12。据统计，北京市居民月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为7959.11元/月，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群体定义为低收入组，高于平均水平的群体定义为高收入组。对比高低收入组居民的幸福感和效用值可知，低收入组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低于高收入组居民，评分依次为6.79和7.09；在效用上，依然是低收入组居民低于高收入组居民，评分依次为4.94和6.33。此外，从区域和不同收入组层面来看，居民的收入效用值均低于主观幸福感评分。

　　在描述性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笔者采用计量模型再次验证居民个体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在相关分析中，居民个体收入、效用、偏好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均在0.45以下，表明变量间存在共线可知，在仅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1中，婚姻、孩子、住房面积、身体健康、内中层交际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其他控制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但是估计系数符合描述性分析的结果。在自变量——居民个体收入（绝对收入）加入的模型2中，居民个体收入在0.05水平下显著地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即居民个体收入提高1单位，其主观幸福感则会提高0.088个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