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个体收入、主观幸福感及影响机制(6)

　　最后，主要分析间接影响路径的后半段是否受到调节。由模型11的结果可知，居民收入偏好显著地负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表明居民收入偏好越高，幸福感越低；居民收入效用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表明居民收入效用越高，幸福感越高。但是，居民个体收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系数由正变成了负，说明模型中存在调节效应。同时，收入偏好和收入效用的交互项显著地负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表明收入偏好在收入效用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可见，居民个体收入偏好在收入对其幸福感的间接影响路径的后半段中起调节作用。

　　综上分析，居民个体收入偏好显著地负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同时，居民个体收入偏好的调节作用主要集中于间接影响路径的前后两段，即偏好调节收入对效用的影响和收入效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然而，在直接影响路径中不存在调节作用。以上研究结果验证了笔者提出的第三个研究假设H3，也部分验证了第五个研究假设H5。

　　在评价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笔者采用等距离标准化方法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和居民收入效用进行处理[24]（P139-160），并将处理后的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替换原有模型中的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以达到检验模型结果稳健性的目的。由表5中模型12的结果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估计系数为0.098；由模型14的结果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收入效用，估计系数为0.222；由模型16的结果可知，收入效用显著地正向影响居民幸福感，居民个体收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总之，居民收入效用在个体收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

　　注：（1）*、**和***分别表示在0.1、0.05和0.01水平下的显著性；（2）模型12–模型17为全样本，样本量为847个。

　　由表5中模型13的结果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而收入偏好显著地负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但是两者的交互项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则不显著，这说明在收入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路径中，个体收入偏好不存在调节作用；由模型15的结果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收入效用，收入偏好显著地负向影响居民收入效用，两者的交互项显著地负向影响居民收入效用，这说明在居民个体收入影响收入效用的过程中，偏好起调节作用；由模型17的结果可知，居民收入偏好显著地负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居民收入效用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两者的交互项显著地负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这表明居民收入偏好在收入效用对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根据模型13、模型15和模型17的结果可知，偏好的调节作用主要集中于间接影响路径的前后段，即偏好调节收入对效用的影响和收入效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综上所述，笔者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幸福生活是人们特别关注的话题，在国家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一号文件中也被多次提及，同时，部分研究表明中国居民同样陷入“收入—幸福”悖论的困境。基于笔者的研究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对低收入组居民的影响程度大于高收入组居民，同时，在区域上存在差异。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收入效用；收入效用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并且在收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居民个体收入偏好显著地负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居民个体收入偏好在个体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间接影响路径中起调节作用。

　　第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由研究结果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并且在不同收入组和区域层面上存在差异。因此，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可通过以下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方面，从宏观层面来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企业或产业转型升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能力，扩大财政转移支付范围，实行有效的收入再分配；加强个税制度改革，提高个税起征点，增设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项；加强市场供给侧改革，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增加消费者效益；有效调控与监督金融市场，保障居民投资性收入。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出发，加强教育培训投入，丰富个体职业技能，提高个体居民在职场中的竞争力，增加工资性收入；合理规划消费支出结构，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念，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支出，从而增加可支配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