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往鉴今：上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海通宏观李金柳）(3)

　　1920年代的美国经历完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能力增强，但是由于贫富分化严重、整体需求不足，于是就出现了生产和投资的过剩，资金也就涌向了股市，脱实向虚，助涨泡沫。

　　而财富和分配的失衡，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层面的矛盾，助涨“民粹主义”。在经济陷入大萧条之后，分配失衡导致中低收入者群体庞大，使得他们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中间投票人”，对政治选举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他们通常基于自身的考虑，对政府增加转移支付和提高福利有着更高的诉求。而贫富差距的扩大，中低收入者比重上升，这种诉求也就更强，政党想赢得选举，就要做出更符合这些投票人利益的承诺，往往在这种时候民粹主义就会开始回潮。

　　但问题在于，经济放缓又使得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很难满足有着民粹主义倾向的高福利要求。如果是在大萧条来临之前的1920年代，经济仍处在繁荣阶段，提升整体福利的要求或许还不算特别难满足。但1929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急转直下，到1930年1季度开始GNP名义增速转负，经济的“蛋糕”做不大，分配就更成了问题。随着经济的衰退，美国的财政收入从1929年的39亿美元减少到1933年的20亿美元，而同期财政支出从31亿美元增加到46亿美元，早年的财政盈余从1931年开始变成高额赤字。

　　既然“蛋糕”做不大，那么就想到从外部抢“蛋糕”。当时美国还实行金本位制，汇率并非自由浮动、因而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制约了货币刺激的空间。而在民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美国将需求不足的内部问题的矛头转向了外部，于是，提高关税税率、减少外来商品进口、保护本地产业的措施自然成了首选。

　　事实上，加关税的做法在美国也不是第一次。早期的美国关税维持在较高水平，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被用来保护国内相关的利益群体。例如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案》（Mckinley Law）就是通过提升关税税率到50%，来保护国内的产业免受英国等海外生产者的竞争，1897年《丁格利关税法案》（Dingley Law）又进一步提高关税税率，此后的十多年间，美国的关税总体保持在40%以上的高位。直到20世纪初，随着1913年《安德伍德关税法》（Underwood Law）的通过，美国关税水平才大幅下降。

　　然而在大萧条之前，保护主义情绪重新抬头。1920年代开始，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美国农业逐渐萧条。1921年共和党主导的政府通过《紧急关税法》，对进口农产品征收高关税，以维护国内农业利益，并于1922年通过了《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Fordney-McCumber Law），对更多的经济部门采取高关税保护的措施，将平均关税税率从1920年的16%提升到1922年的38%。

　　在1928年大选中，共和党的胡佛表示将提高农产品关税以保护身处困境的农民的利益，而他当选******之后的第二年，在议员斯姆特和霍利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1930年关税法案，也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该法案将2万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提至历史新高，使美国整体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从1928年的38.8%提高到了1932年的接近60%，同期美国整体进口商品关税税率也从13%左右上升至接近20%。

　　在1929年经济开始衰退的背景下，美国推行高关税，遭到了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对，各国也先后实施报复性关税。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全球拖入了以邻为壑、互加关税的恶性竞争。同一年，加拿大率先对美国商品加征新关税，并减少与美国的贸易、增加与英联邦的经贸往来，而英国在1931-1932年也分别通过《非常进口税法》和《进口关税法》，提高了进口关税并限制了美国商品的进入。各国先后加入到了这场“关税战”，1930-1932年，英国、德国的总体关税税率由10%左右上升至25%，全球贸易整体的关税税率也从10%左右上升到20%。